“平語”近人——從用典讀懂習近平的執政智慧

【立德】

“取法于上，僅得為中；取法于中，故為其下。”

——《在河南省蘭考縣委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等文中引用

■ 解讀

標準是一面鏡子。標準高一點、要求嚴一點，鏡子的“分辨率”就會高一些，那些“不是問題的問題”才能纖毫畢現。無論是在教育實踐活動中，還是在平時的工作中，標準決定質量，有什么樣的標準，就有什么樣的質量。正因此，習近平同志才強調，“較高的工作標準是一種動力”。有了高的標準，大家就會用這樣的標準要求自己；而一旦放松了標準，就容易一瀉千里。正如習近平同志所引用的這句古語所言，確立什么樣的標準，決定著有什么樣的成效。多年來，針對改進作風，各種文件、各項制度，不可謂少，但為什么“四風”仍然在一些地方大行其道呢？原因還是在標準不高、執行不嚴。所以，在教育實踐活動中，必須堅持高標準、嚴要求，才能“夫惟病病，是以不病”——因為注意防治疾病，才能做到不生病。

■ 原典

古人有云：非知之難，惟行之不易。行之可勉，惟終實難。是以暴亂之君，非獨明于惡路；圣哲之主，非獨見于善途。良由大道遠而難遵，邪徑近而易踐。小人俯從其易，不得力行其難，故禍敗及之。君子勞處其難，不能力居其易，故福慶流之。……取法于上，僅得為中；取法于中，故為其下。

——﹝唐﹞李世民《帝范》

■ 釋義

《帝范》是唐太宗李世民自撰的一部論述為君之道的政治文獻，成書于貞觀二十二年（648年）。李世民告訴太子李治：“飭躬闡政之道，皆在其中，朕一旦不諱，更無所言。”不諱：死亡的婉詞。書中，唐太宗對為政者的個人修養、選任和統御下屬的學問，乃至經濟、民生、教育、軍事等事務都做了頗有見地的闡述。“取法于上，僅得為中；取法于中，故為其下。”意為：以上等作為標準，只能收到中等的效果；以中等作為標準，只能收到下等的效果。《四庫全書》本文下釋為：“孔子曰：取法于天而則之，斯為其上。顏、孟取法于孔子而近之，才得其中。后儒取于顏、孟而遠之，則為其下矣。既為其下，何足法乎？為儒者當取法孔子、顏子、孟子，為君者當取法于堯、舜、文王。”南宋文學批評家嚴羽在《滄浪詩話》中也有類似的闡述：“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為下矣。”可見，無論立事還是治學，一定要放寬視野，高定標準，這樣才能實現預期目標。

“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在十八屆中央紀委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等文中引用

■ 解讀

領導干部從走上崗位的第一天起，就面臨著公與私的考驗。在習近平同志看來，“衡量黨性強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領導干部手中掌握著公權力，掌管著公共資源，公私分明、秉公用權，是起碼的政治道德和為政操守。只有一心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有正確的是非觀、義利觀、權力觀、事業觀。在此之上，習近平同志給領導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強調，領導干部就是要講大公無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只有這樣，才能坦蕩做人、謹慎用權，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

我們常說，中國共產黨執政，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歷史和人民為什么選擇了我們黨？就是因為在90多年的風雨歷程中，我們謀求的不是黨的私利，不是黨員干部的特殊利益，而是“把人民群眾的公共利益，擺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這是極其樸素的真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手中掌握權力的領導干部，更要時刻自省自警：熱衷追逐個人利益或小集團利益，怎能兌現黨對人民群眾的莊嚴承諾？又如何贏得人民群眾的擁護支持？

■ 原典

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圣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北宋﹞程顥、程頤《二程集 河南程氏遺書 卷第十一》

■ 釋義

《二程集》是北宋思想家程顥、程頤兄弟一生傳道講學言論的結集。二人同為北宋理學的奠基者，故世稱“二程”。上面這段話是二程對《論語 子路》的解釋。原文為：“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說的是魯國的仲弓做了季氏的家臣，向孔子請教怎樣管理政事。孔子告訴他：“先責成手下負責具體事務的官吏，讓他們各負其責，寬恕他們的小過錯，選拔賢才來任職。”仲弓又問：“怎樣發現并選拔賢才呢？”孔子說：“選拔你所知道的。至于你不知道的賢才，別人難道還會埋沒他們嗎？”對此，二程作了如下評語：“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二程的學說被稱作“身心之學”或“心性之學”，主張“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在他們看來，當政者是否具有公心，關乎國家興亡。有了公心，可以使國家興盛；沒有公心，一切從私心出發，會使國家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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