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嶺慘案”77名受害者昨通過浙省高院起訴日本政府

潘國平(右四)和幾位“溫嶺慘案”受害人代表。

1941年4月24日(農歷3月28日)，日軍入侵溫嶺松門、淋川等地，燒毀民房及廟宇2300多間，殺死無辜群眾40多人，釀成“溫嶺慘案”。

時隔74年，昨天，經歷“溫嶺慘案”仍在世的77名受害人，在西南政法大學國際法專家潘國平的協助下，向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起訴日本政府，要求登報道歉，并索賠每戶200萬元。

省高院工作人員

加班加點受理訴請

昨天上午十點多，潘國平陪同兩名“溫嶺慘案”受害者代表，來到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

兩位受害者代表拿著厚厚的文件，上面記載著日軍當年在溫嶺犯下的累累罪行。

因一路堵車，潘國平他們從臺州趕到省高院時，已是昨天中午，省高院就要午休。

“省高院非常重視，當即接收了材料和訴訟請求，并開始整理材料。一直到午飯時間，幾名工作人員依然在加班加點，這讓我很感動。”潘國平說。

省高院的工作人員表示，會盡快將相關情況向上級部門匯報。

潘國平透露，受害者們有兩個要求，一是要日本方面登報向受害者道歉，再者是要求日本向77個受害人家庭賠償200萬元(起訴的77位受害者，代表77個家庭)。

高齡的受害者們忘不了

日軍在溫嶺犯下的罪行

為了這次訴訟，潘國平做了許多準備工作。他一次次從重慶趕到臺州取證。

潘國平是椒江人，現在是西南政法大學國際法教授、軍事法研究所負責人。他1995起關注我國民間對日本侵華戰爭期間所犯罪行的索賠行動，曾參與過南京大屠殺受害者對日索賠起訴等行動。

在與溫嶺慘案77名受害人接觸中，潘國平記下每個人的悲慘經歷，“聽到當年的這些事情，我很憤怒，我決定要盡自己努力幫他們打這場官司”。

潘國平隨口就講了好幾位受害者的經歷：

今年90歲的許銘，當年才16歲。他回憶，日本人殺到溫嶺淋川時，他和家人已逃出來。三天后，日本人走了，他們回家一看，哪里還有家啊，大片的房子都燒毀了，到處都是焦炭。

曾合滿當年只有5歲。日軍來之前，父母帶著他逃跑到街對面的山里，后來就看到淋頭街上火光沖天。等日軍走后，曾合滿一家回來發現，全部家當已付之一炬。就剩了些燒焦的米，當時沒東西吃，曾合滿的父親就拿這些米煮飯吃，不料因此患上腸胃病去世了。他和母親相依為命，日子極為艱難。

潘明高老人當年7歲。他說，日本人見人就開槍打，把一個人的腿都打斷了。還有一個老鄉被日本人抓住，然后被反鎖在房子里活活燒死。

據統計，日軍燒毀溫嶺松門鎮民房及廟宇500多間，燒掉了淋川全鎮房屋1800多間，造成2300多戶家庭流離失所，6000人無家可歸。

由于家園被燒毀，很多人不得不流浪他鄉，乞討為生。

“從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證據確鑿、鐵證如山，我會努力利用法律武器，為當年的受害者討回一個公道。”潘國平一字一句地說。

通過國內法院起訴日本政府

一樣困難重重

潘國平稱，日本政府長期掩飾和逃避戰爭責任的態度，讓人激憤，“我覺得運用法律武器對日本政府提起訴訟，以民間方式追究日方侵略罪責，捍衛受害同胞正當權益并敦促日方真正反省。”

但他知道，要打贏這場官司困難重重。起訴日本政府，主要有兩條路：一條是到日本當地法院起訴，但會遭受法院的百般刁難。

“日本當地法院對于中國人的此類訴訟申請，倒也不是不受理，態度也很熱情客氣，但他們會提出許多證人證物方面的要求，而這些證物往往都是你不可能拿出來的，再加上你在日本那邊吃住的開支很大，一拖再拖你也耗不起，只能不了了之。”

另一條路，是通過國內法院提起國際訴訟，一樣難度很大。

“在過去我國民間對日索賠的多個案例中，日方法院慣以‘中日聯合聲明放棄賠款’、‘國家無答責’(主權豁免)、‘時效失效’等理由駁回訴訟請求。”潘國平表示，日本政府這般“耍無賴”讓很多這樣官司有始無終，官司拖著拖著就不了了之。

其實，日方的這些理由是沒有國際法依據的。

“中日聯合聲明放棄的是政府對日索賠權，不是公民對日的索賠權，任何政府無權代替公民放棄民事權利。根據中國政府簽署的《聯合國國家及其財產豁免》及習慣國際法，日本政府的戰爭罪行屬于大規模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不應享有主權豁免！”

基于上述理由，潘國平認為，日本政府作為侵華戰爭的罪犯，對于包括本案在內的全部戰爭罪行，理應承擔全部責任，理應深刻反省、真誠道歉，并合理賠償。

“溫嶺同胞就‘溫嶺慘案’對日本政府提起訴訟，這一舉動對于今后類似事件，以及對日方戰爭責任的法律追究模式形成，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當記者問到對這次訴訟的信心時，潘國平底氣十足：“我們沒有理由輸，我們必須贏，一定要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