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華日軍“溫嶺慘案”，70名受害者發起對日索賠

1941年，侵華日軍在溫嶺松門一帶登陸，大肆燒殺搶掠，40余人遇害， 2300多間房屋被燒毀，6000多人無家可歸，釀成了慘絕人寰的“溫嶺慘案”。

“坦白說，我不知道這起訴訟最終的結果會是什么，但是這么多的戰爭受害者等了幾十年，總歸要得到一個說法。”近日，西南政法大學國際法專家潘國平教授專程來到溫嶺松門鎮。此行，他將作為溫嶺70人對日索賠團的法律顧問，搜集有關“溫嶺慘案”的史料和證據，幫他們向侵略者討回公道。

日軍放火燒房子，整個鎮子火光沖天

曾合滿，今年79歲，1978年從溫嶺松門中學調入淋川中學當校長，1992年退休。

侵華日軍制造“溫嶺慘案”時，他年僅5歲。但那段悲慘記憶，經父輩們口述，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腦海里——淋川過去叫淋頭鎮，我記得小時候下街橋頭有堵墻，上面寫著“淋頭鎮”三個字。

我的父親叫曾皆仁，當時在淋頭鎮的街上開洋貨店，我娘舅家在離我家一里多路的北咸田村。

1941年4月24日，日軍帶著以一個班的兵力經新田、牛河頭來淋頭街騷擾。聽說日本人打過來了，母親早就帶著我避到了北咸田，但是我父親還守在店里，他把一些值錢的東西綁在腳踏車上，打算隨時都可以走。

日本兵到淋頭街上時，父親把松木做的門板卸下一扇，想張望一下，看一看是否可以出去，但他發現日本兵已到街上了，此時其他人已經差不多逃光了。

日本兵打算燒房子，他們把人都趕出來，而且什么東西都不準帶，我父親就這樣被日本人趕過王江橋頭，趕到南河坎那邊。

等趕過官河后，父親逃了出來，來到了北咸田。他回頭看到，淋頭鎮已是火光沖天。

這火燒了三天三夜，等火燒完日本兵撤退后，大家回到淋頭街，發現瓦礫等都還很燙。我家的腳踏車也被燒了，父親從瓦礫中挖出了一些銀洋銅板。

父親還從瓦礫中挖出一些燒焦的米，他舍不得扔，便拿來煮飯吃。吃了這些燒焦的米，他就得了腸胃病。那時候醫療條件差，沒有辦法醫，農歷七月時，父親就去世了。那個時候，他只有36歲，而我只有5歲，就這樣，我失去了父親。

父親去世后，母親一邊幫人做苦工，一邊還要帶著我躲避日本兵，日子過得很艱難。

40余人遇害，6000多人無家可歸

今年90歲高齡的許銘，同樣是那場劫難的親歷者和見證人。盡管年事已高，許銘老人對那段悲慘往事仍然記得清清楚楚。

他說，除了縱火搶掠，日本兵還肆意濫殺無辜村民。他曾親眼看到一個日本兵把村民的腿活活打斷了，還有一個老鄉被日本人抓住后，被反鎖在房子里活活燒死。

日軍撤退后，據當地政府統計，日軍槍殺和燒死無辜群眾40余人，燒毀了松門鎮民房及廟宇500多間，燒掉了淋川全鎮房屋1800多間，造成2300多戶家庭流離失所，6000余人無家可歸。

由于家園被燒毀，很多人不得不流浪他鄉，過著乞討生活。一些老百姓饑不擇食，不得不吃火燒過的焦谷、焦米、死豬肉、死牛肉，結果瘟疫盛行，得腸胃炎、皮膚病的人到處都是。

傷痛可以撫平，但歷史不能忘記。這場戰爭中的受害者從未放棄過對日索賠的訴求。事實上，早在1992年，曾合滿等十余名戰爭受害者及后人，就曾開展過受害者調查工作。短短3個月時間里，他們就收到了調查登記表917份、簽名表74份，共計簽名6000余人。

自1992年至今，當年參與民間對日索賠的人，有好幾位已經去世了。但其他人還在不計報酬、義務地進行民間對日索賠調查。

珍貴史料將成為

發起訴訟的重要證據

在抗戰勝利紀念日來臨之際，許銘、曾合滿等當年的受害者或后人自發組織起來，再次發起了對日軍暴行的民間索賠行動。

西南政法大學國際法教授、軍事法研究所負責人潘國平特地來到溫嶺，擔任他們的法律顧問。

在曾合滿老人家，潘國平看到了一疊疊已經泛黃的材料。“這些資料無比珍貴。”潘國平對他說。

現年49歲的潘國平，從1995年開始就關注民間對日本侵華戰爭期間所犯罪行的索賠行動，曾參與過南京大屠殺受害者對日索賠起訴等多起索賠行動。

他說，從以往的索賠案例來看，訴訟最難的地方在于證據的收集和固定。好在經過曾合滿等人的努力，日軍制造的這起“溫嶺慘案”不但有充分的調查資料作為支撐，還有相當多的受害人及其后人的親歷口述，相互之間形成了較為完整的證據鏈。

“從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證據確鑿、鐵證如山，我們爭取通過共同的努力，利用法律武器，為當年的受害者討回一個公道。”潘國平說。

在綜合了解各方情況后，潘國平整理出一份起訴書，原告為許銘、曾合滿等70位老人，對當年日軍暴行提出索賠，其中80歲以上的老人有十多位，“接下來可能還會有更多的人參與其中。”

“民間對日索賠起訴難度比較大，要做的事情會很多，需要多方面密切配合。”潘國平說，令人欣慰的是，很多有良知的日本律師也加入了法律援助隊伍，為我國當年戰爭的受害者提供支持，另外，西南政法大學在浙校友也將成為他們的法律后援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