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一學校家長集體“請愿”取消圍坐學講教育改革

高二(16)班的“圍坐中”海報 記者 齊林泉 攝

約在兩個月前，徐州市某中學家長在網(wǎng)上爆出“徐州某校家長集體請愿，要求取消圍坐學講的教學改革”的帖子，反映這些家長頻繁找校方和教育主管部門，對徐州市教育局實施“‘學進去講出來’教學方式轉(zhuǎn)變行動計劃”表達反對意見，引發(fā)媒體高度關注。事件發(fā)生后，本報6月4日評論版第一時間刊發(fā)系列評論文章，一方面引導改革者更加理性、更加謹慎、更加接地氣和更加堅決地“往前走”；另一方面，引導家長和社會“對教育改革應保有一份寬容”，以有利于教育的長遠發(fā)展。隨著高考、中考以及暑假的來臨，在事件漸漸平息下來之際，本報專門派記者前往徐州，對事件的來龍去脈進行了深度探訪，還原了這起因最初再正常不過的家長在網(wǎng)絡論壇上對教育改革的“吐槽”，進而個別家長激進地走上街頭“請愿”以及媒體跟蹤報道而最終發(fā)酵為“教改風波”的事件真相。——編者

6月4日，天陰沉沉的。位于徐州市中心的青年路小學，正在進行“‘學進去講出來’教學方式轉(zhuǎn)變行動計劃”(下文簡稱“學講計劃”)成果展示活動。與此同時，遠在鄉(xiāng)村的姚莊小學，正作為“學講計劃”推進的優(yōu)秀學校，迎接來自徐州師范學校附屬小學骨干教師，進入本校的“學講”課堂進行聽課觀摩與研討。然而，一周前因為徐州某中學高中一年級部分家長集體“請愿”要求取消“圍坐學講”(實為“學講計劃”)的教學改革，而在網(wǎng)絡論壇和都市媒體引發(fā)爭議的該計劃，在這一天進一步被教育媒體關注，并質(zhì)疑其推進過程的合理性。這讓青年路小學的校長陳紅艷很傷心，而姚莊小學校長劉金珠，則聽到了這樣的提醒：“你們學校因為這個‘計劃’紅火起來，看來馬上就又要因為它出問題啦。”

“讓學校改革如虎添翼”

2013年12月26日，徐州市教育局下發(fā)《關于實施“‘學進去講出來’教學方式轉(zhuǎn)變行動計劃”的意見》，強調(diào)“以學生自主學習作為主要學習方式，以合作學習作為主要教學組織形式，以‘學進去’‘講出來’作為學生學習方式的導向和學習目標達成的基本要求”，倡導課堂上以“自主先學、小組討論、交流展示、質(zhì)疑拓展、檢測反饋、小組反思”等環(huán)節(jié)組織教學。

“其實我們的‘學講計劃’實質(zhì)與國家課改精神完全一致。‘圍坐’只是合作學習的一種方式，把‘學講計劃’硬說成‘圍坐學講’實在是誤讀或曲解。我們學校在這個文件下發(fā)之前就作了這樣的探索，并且在探索之前，還邀請了專家來論證，也對教師進行了大量理論引導和培訓，所以教師們對改革的價值是認同的，對改革帶來的沖擊是能夠適應的。”事情過去快一個月了，陳紅艷心里還倍感委屈，“從媒體報道看就像說我們是一意孤行，沒有得到家長的認同和協(xié)作一樣，這是片面的。很多家長進入了我們的課堂，在看到自己孩子上課勇于去表達，進行小組討論、團隊合作，尤其是看到由此帶給孩子的學習自覺和交流自信后，感到很欣慰，對改革很認同。”

劉金珠把自己已經(jīng)任職了5年的姚莊小學戲稱為“遙遠村莊里的小學”，這不是沒有理由的。學校地理位置偏遠，處于城鄉(xiāng)接合部，從資源、師資到辦學質(zhì)量一直薄弱。但在他到校任職的第二年，就開始做一些“有點粗糙”的課堂改革。“改革是靜悄悄的，從一點一滴的小問題著手，一點點去改變課堂、教師和學生，但從理論到教學沒有完整的體系、方案。”

他們剛開始借鑒陶行知教育中的“小先生”制，在學校推行“學友互助”的課改，隨后，課堂結構、教學設計等也隨之改變。接著，學生改變了，學校也改變了。“學生除了自身的素養(yǎng)和能力明顯提升之外，他們的成績也在大幅度上升，這樣學校的教師就感到滿意。在開始改革的第一年，學校每年招兩個班，第二年三個班，去年達到四個班，今年估計六個班都打不住！”劉金珠掩飾不住心中那份驕傲，“徐州市教育局‘學講計劃’實施以后，‘學講辦公室’的人來到我們課堂，都說讓人‘眼前一亮’。‘學講計劃’在我們學校的推進是最順利的，而且，它助推了我們已經(jīng)進行了三年的改革，給了我們更好的理論支撐，也彌補了原來一些不足的地方，讓學校改革如虎添翼，師生、家長和整個社區(qū)都更加認同我們的改革。”

江蘇省教研室副主任董洪亮到徐州調(diào)研考察之后認為，中國基礎教育多年來的普遍問題是教育內(nèi)涵不斷地縮水和窄化。從教育變成教學，從教學變成知識的教學，從知識的教學再進一步窄化成書本知識的教學，從書本知識的教學更進一步窄化成書本上可以考核的內(nèi)容的教學，所以我們的教育存在著一個需要改變的“常態(tài)”。他說：“‘學講計劃’的性質(zhì)和目標就是一個大面積改進教育教學現(xiàn)狀、以建立新的教學常態(tài)為目標的行動計劃。它是一個中觀層面的改革主張，有非常明確的方向，但是又給教師、學校很大自由發(fā)揮的空間。它從過去一些改革由微觀層面規(guī)定操作細節(jié)、模式，變成了由中觀層面給予一線改革者更大自主空間。從‘你只能這么做’變成了‘我還可以這樣做’。我認為，這就是‘學講計劃’在改革策略方面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色。”

萬眾本是徐州市王杰中學副校長，為加強“學講計劃”的推進，被徐州市教育局充實到推進“學講計劃”辦公室任副主任。對于該計劃，這位年輕的校長說：“徐州市教育局正式推出‘學講計劃’之前的一年多，一直都在進行廣泛的調(diào)研，調(diào)研中發(fā)現(xiàn)，確實有一部分課堂，存在教師‘滿堂灌’、學生被動學、課堂氣氛沉悶、教學效率不高的現(xiàn)象。所以，‘學講計劃’不是憑空產(chǎn)生、拍腦袋就決定的，是基于現(xiàn)實、基于學情、基于以往的經(jīng)驗、基于先進的教育理論而生成出來的。對此，上世紀90年代中期徐州教育實施的‘講練工程’，就積累了很好的經(jīng)驗，當然還有國內(nèi)外一些先進教育理論和本地一些實踐的支撐。從一年多的推進情況來看，對學生、教師、學校，甚至對于教育行政、教學、管理、教師專業(yè)發(fā)展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促進。但正如北京十一學校校長李希貴所說，課改就是學生喜歡，教師困難，家長焦慮。在徐州課改過程中，我們也深刻體會到了這點。”

“根本目標都是為了孩子”

“我們支持改革，但學校一定要進一步完善改革環(huán)節(jié)。盡管大家都知道改革是一種趨勢，這種教育方式比較好，孩子也很喜歡，但看到改革效果不如看到分數(shù)。對家長來說，分數(shù)是一個最基本的要求。”潘先生是徐州某中學一名學生的家長，他的想法在大多數(shù)家長中有一定代表性。

還有該校一名學生的家長，他的另一個身份是一所高中的副校長，他的看法與潘先生也基本一致：“‘學講’沒有問題，‘圍坐’也有可行性，但各項管理要跟上。我到全國各地一些名校去學習參觀過，那些學校不是僅僅簡單地談教學方式的轉(zhuǎn)變，更多是注重落實的細節(jié)和獎懲評價體系。在教育改革中，作為家長是理解學校的，但不希望孩子學習受影響，畢竟，孩子的時間經(jīng)不起折騰。”

作為在這所引發(fā)風波的學校任教十余年的高一教師，對于此事，徐老師有著自己的見解：一是這些家長在城市中生活壓力較大，所以對孩子的學習期望就更加迫切；二是學生從初中進入高中有一個很大變化，尤其是高考改革后，更要求學生具有獨立思考能力，可這并不是通過一些學生初中時所慣用的填鴨式學習就能解決的，很多學生沒有養(yǎng)成獨立思考的習慣，學習成績自然下滑；三是家長對學生名次變化的落差不適應，缺少理性分析——初中畢業(yè)時可能全校前十名的孩子，到高中后考試成績可能就是一百名開外——事實上，學校聚集了全市的優(yōu)秀學生，前三百名就能上很好的大學。

對于家長的指責，徐老師說：“親其師，信其道。有些家長在‘鬧事’過程中把矛頭指向教師和學校，可其實我們做的明明和以前沒有特別大的差別，因為這種改革我們在很多年前就開始了。”

確實，這所中學約在十年前就開始了課程改革，到2010年形成了有著本校特色的“四段教學法”。徐州市教育局的“學講計劃”，就是綜合了包括該校在內(nèi)的基層學校優(yōu)秀課改經(jīng)驗提出的。所以，在師生的適應上，不會存在大的問題。這一點也得到了該校副校長張安義的印證。而且，每項具體改革舉措，學校也注重家長和學生意見的參與。比如去年年底“學講計劃”開始后，就合作學習的組織方式，有些家長提出了質(zhì)疑，學校就把這個問題如實交給學生，讓他們進行民主討論，于是產(chǎn)生了很多好的想法，“主要是小組內(nèi)部輪轉(zhuǎn)和整個班級輪轉(zhuǎn)，除此之外，還有根據(jù)課堂實際情況采取的其他方式。這一決策出臺的相關調(diào)查和具體過程材料，我們都原封不動搬到了學校的校報上”。

這件事情的發(fā)生，讓該校校長王志勇也反思到，學校對家長的引領作用還是要進一步加強。“因為家長對學校好多事情不太了解，才會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生怕自己的孩子吃虧。比如，別人的孩子學了兩項技巧、技能，自己的孩子學了一項；別人的孩子在外面上社會教輔機構的家教，自己的孩子沒上；別人的孩子多做了一道題目，自己的孩子少做了一道，等等，他們都認為是吃虧。還有就是，這一代家長曾接受的教育和現(xiàn)在的教育相比，已經(jīng)有了巨大差距，而家長沒有這樣的意識，不知道近些年由于看到教育改革的意義和價值，國內(nèi)外都在積極進行教育改革。最后一點，就是一些家長缺少信任感，當學校每做一件事，都去懷疑這樣做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事實上，學校和家庭、教師和家長，在根本利益上完全一致，根本目標都是為了孩子。”

“我們支持改革，但學校一定要進一步完善改革環(huán)節(jié)。盡管大家都知道改革是一種趨勢，這種教育方式比較好，孩子也很喜歡，但看到改革效果不如看到分數(shù)。對家長來說，分數(shù)是一個最基本的要求。”潘先生是徐州某中學一名學生的家長，他的想法在大多數(shù)家長中有一定代表性。

還有該校一名學生的家長，他的另一個身份是一所高中的副校長，他的看法與潘先生也基本一致：“‘學講’沒有問題，‘圍坐’也有可行性，但各項管理要跟上。我到全國各地一些名校去學習參觀過，那些學校不是僅僅簡單地談教學方式的轉(zhuǎn)變，更多是注重落實的細節(jié)和獎懲評價體系。在教育改革中，作為家長是理解學校的，但不希望孩子學習受影響，畢竟，孩子的時間經(jīng)不起折騰。”

作為在這所引發(fā)風波的學校任教十余年的高一教師，對于此事，徐老師有著自己的見解：一是這些家長在城市中生活壓力較大，所以對孩子的學習期望就更加迫切；二是學生從初中進入高中有一個很大變化，尤其是高考改革后，更要求學生具有獨立思考能力，可這并不是通過一些學生初中時所慣用的填鴨式學習就能解決的，很多學生沒有養(yǎng)成獨立思考的習慣，學習成績自然下滑；三是家長對學生名次變化的落差不適應，缺少理性分析——初中畢業(yè)時可能全校前十名的孩子，到高中后考試成績可能就是一百名開外——事實上，學校聚集了全市的優(yōu)秀學生，前三百名就能上很好的大學。

對于家長的指責，徐老師說：“親其師，信其道。有些家長在‘鬧事’過程中把矛頭指向教師和學校，可其實我們做的明明和以前沒有特別大的差別，因為這種改革我們在很多年前就開始了。”

確實，這所中學約在十年前就開始了課程改革，到2010年形成了有著本校特色的“四段教學法”。徐州市教育局的“學講計劃”，就是綜合了包括該校在內(nèi)的基層學校優(yōu)秀課改經(jīng)驗提出的。所以，在師生的適應上，不會存在大的問題。這一點也得到了該校副校長張安義的印證。而且，每項具體改革舉措，學校也注重家長和學生意見的參與。比如去年年底“學講計劃”開始后，就合作學習的組織方式，有些家長提出了質(zhì)疑，學校就把這個問題如實交給學生，讓他們進行民主討論，于是產(chǎn)生了很多好的想法，“主要是小組內(nèi)部輪轉(zhuǎn)和整個班級輪轉(zhuǎn)，除此之外，還有根據(jù)課堂實際情況采取的其他方式。這一決策出臺的相關調(diào)查和具體過程材料，我們都原封不動搬到了學校的校報上”。

這件事情的發(fā)生，讓該校校長王志勇也反思到，學校對家長的引領作用還是要進一步加強。“因為家長對學校好多事情不太了解，才會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生怕自己的孩子吃虧。比如，別人的孩子學了兩項技巧、技能，自己的孩子學了一項；別人的孩子在外面上社會教輔機構的家教，自己的孩子沒上；別人的孩子多做了一道題目，自己的孩子少做了一道，等等，他們都認為是吃虧。還有就是，這一代家長曾接受的教育和現(xiàn)在的教育相比，已經(jīng)有了巨大差距，而家長沒有這樣的意識，不知道近些年由于看到教育改革的意義和價值，國內(nèi)外都在積極進行教育改革。最后一點，就是一些家長缺少信任感，當學校每做一件事，都去懷疑這樣做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事實上，學校和家庭、教師和家長，在根本利益上完全一致，根本目標都是為了孩子。”

“改革就會變得更好”

6月25日，距網(wǎng)上爆出“徐州某校家長集體請愿，要求取消圍坐學講的教學改革”的帖子剛好一月。在這一個月內(nèi)，為了更好地推行“學講計劃”，這所學校針對該計劃分別在家長和學生中再次進行了問卷調(diào)查。盡管媒體輿論一邊倒，但還是有65.62%的家長選擇支持該計劃。該校把對家長進行調(diào)查的結果公布之后，一些家長說：“干脆我們也不要干涉孩子，選擇權就交給他們吧。”于是學校在全校學生中做了一次“原汁原味”的民意調(diào)查——按班級全部由學生自己匯總和統(tǒng)計，結果得到的支持率是82.77%。與此同時，學校對剛剛公布的高考成績，也有了一個粗略的統(tǒng)計，本科上線率由去年的94%上升為今年的96%；并且，本市文理科成績排前十名的考生均出自該校，好于去年。

此時，該校高一的學生還沒放假，對于一些家長要求取消“學講計劃”的事，他們多數(shù)知之甚少，但對“學講計劃”的存廢，卻有著明確的支持態(tài)度。

葛善乘初中時在一所縣區(qū)中學學習，因為課改，畢業(yè)時他們班里的整體成績，無論在縣里還是市里都算是最好的。所以，他對“學講計劃”有著更深的體驗：“‘學講計劃’更利于自身的思考，學習更方便。課堂上或自學課時的合作學習，可以使我們的思維更活躍。因為幾名同學一個組，所以這種思維交流非常有利于學習。同時，這種學習方式對個人良好習慣和人格養(yǎng)成也很重要，因為小組圍坐在一起，彼此有很好的交流，大家是一個集體，盡管每個人的看法不一樣，但彼此會產(chǎn)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從而能共同朝著一個好的方向去發(fā)展。”

陳可欣是個細心的女生，她了解到這件事最初是由高一期中考試整體成績比較低引發(fā)的。她認為，家長據(jù)此來判斷是片面的，因為整體卷子比較難，盡管成績比較低，但考試后經(jīng)過分析試卷進一步學習，實際上掌握的知識卻更多了。對于“學講計劃”，前一段剛剛?cè)チ嗣绹乃X得現(xiàn)在的方式跟她在美國看到的很接近，都非常自由和活躍，學生彼此有交流、有激勵，互相幫助、相互督促。通過“兵教兵”，“兵練兵”，小組組員間形成了更為緊密的幫學氛圍，班級后進生也更加積極努力地學習了。所以，家長反對這種方式是沒有理由的。即使家長說的一些弊端存在，也是因為自己孩子的問題，一個自制力很強的人，座位怎么坐都不會找別人去說話或受別人影響的。

作為一名高二的學生，高紅巖對小組合作的體會作了這樣的表達：“在與其他組員的相處、合作中，那些迸濺的思想火花激發(fā)了個人的求知欲、拓寬了每個組員的做題思路；那些不可避免的摩擦教會了我們收斂自私、懂得接受質(zhì)疑與建議，也學會了尊重與包容。從而，使我們的心智更加成熟。也正因如此，我們組尊重每個人的學習目標與成果，高揚青春的好勝心與小組榮譽感，互相支撐，綻放對學習的熱情。”

父母都從事教育工作的戴雨田認為，家長僅僅以學生的成績?yōu)闃藴剩瑫鲆暫⒆娱L遠的發(fā)展，自我學習能力的培養(yǎng)，是有利于孩子長遠發(fā)展的，家長應該積極去適應當前這種教育方式的轉(zhuǎn)變。她說：“學校就是這樣，改革就會變得更好。”

由于這所學校離城區(qū)較遠而即將搬遷，夕陽下，校內(nèi)景致在昏黃的日光中，顯得有些陳舊。一些教室內(nèi)已經(jīng)沒有了學生，里面桌椅有傳統(tǒng)的“排排坐”，也有其他各種便于圍坐的排列。

我們走進高二(16)班的教室，有兩名女生正坐在金色日光中安靜地自習。當同行對她們舉起相機，她們先是不約而同雙手擋住了臉，接著蹲下去躲在了書桌的后面。陽光掠過她們的頭頂，打在了墻上貼著的一張自制海報上，上面寫著：“圍坐中，請保持安靜！”

抬頭，在教室門側(cè)的名人語錄鏡框中，是哥白尼的名言：“在許多問題上我的說法跟前人大不相同，但是我的知識得歸功于他們，也得歸功于那些最先為這門學說開辟道路的人。” 　■記者 齊林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