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一學校家長集體“請愿”取消圍坐學講教育改革
2015年08月13日 15:40
來源:中國教育報 作者:齊林泉
” 萬眾本是徐州市王杰中學副校長,為加強“學講計劃”的推進,被徐州市教育局充實到推進“學講計劃”辦公室任副主任。此時,該校高一的學生還沒放假,對于一些家長要求取消“學講計劃”的事,他們多數知之甚少,但對“學講計劃”的存廢,卻有著明確的支持態度。

高二(16)班的“圍坐中”海報 記者 齊林泉 攝
約在兩個月前,徐州市某中學家長在網上爆出“徐州某校家長集體請愿,要求取消圍坐學講的教學改革”的帖子,反映這些家長頻繁找校方和教育主管部門,對徐州市教育局實施“‘學進去講出來’教學方式轉變行動計劃”表達反對意見,引發媒體高度關注。事件發生后,本報6月4日評論版第一時間刊發系列評論文章,一方面引導改革者更加理性、更加謹慎、更加接地氣和更加堅決地“往前走”;另一方面,引導家長和社會“對教育改革應保有一份寬容”,以有利于教育的長遠發展。隨著高考、中考以及暑假的來臨,在事件漸漸平息下來之際,本報專門派記者前往徐州,對事件的來龍去脈進行了深度探訪,還原了這起因最初再正常不過的家長在網絡論壇上對教育改革的“吐槽”,進而個別家長激進地走上街頭“請愿”以及媒體跟蹤報道而最終發酵為“教改風波”的事件真相。——編者
6月4日,天陰沉沉的。位于徐州市中心的青年路小學,正在進行“‘學進去講出來’教學方式轉變行動計劃”(下文簡稱“學講計劃”)成果展示活動。與此同時,遠在鄉村的姚莊小學,正作為“學講計劃”推進的優秀學校,迎接來自徐州師范學校附屬小學骨干教師,進入本校的“學講”課堂進行聽課觀摩與研討。然而,一周前因為徐州某中學高中一年級部分家長集體“請愿”要求取消“圍坐學講”(實為“學講計劃”)的教學改革,而在網絡論壇和都市媒體引發爭議的該計劃,在這一天進一步被教育媒體關注,并質疑其推進過程的合理性。這讓青年路小學的校長陳紅艷很傷心,而姚莊小學校長劉金珠,則聽到了這樣的提醒:“你們學校因為這個‘計劃’紅火起來,看來馬上就又要因為它出問題啦。”
“讓學校改革如虎添翼”
2013年12月26日,徐州市教育局下發《關于實施“‘學進去講出來’教學方式轉變行動計劃”的意見》,強調“以學生自主學習作為主要學習方式,以合作學習作為主要教學組織形式,以‘學進去’‘講出來’作為學生學習方式的導向和學習目標達成的基本要求”,倡導課堂上以“自主先學、小組討論、交流展示、質疑拓展、檢測反饋、小組反思”等環節組織教學。
“其實我們的‘學講計劃’實質與國家課改精神完全一致。‘圍坐’只是合作學習的一種方式,把‘學講計劃’硬說成‘圍坐學講’實在是誤讀或曲解。我們學校在這個文件下發之前就作了這樣的探索,并且在探索之前,還邀請了專家來論證,也對教師進行了大量理論引導和培訓,所以教師們對改革的價值是認同的,對改革帶來的沖擊是能夠適應的。”事情過去快一個月了,陳紅艷心里還倍感委屈,“從媒體報道看就像說我們是一意孤行,沒有得到家長的認同和協作一樣,這是片面的。很多家長進入了我們的課堂,在看到自己孩子上課勇于去表達,進行小組討論、團隊合作,尤其是看到由此帶給孩子的學習自覺和交流自信后,感到很欣慰,對改革很認同。”
劉金珠把自己已經任職了5年的姚莊小學戲稱為“遙遠村莊里的小學”,這不是沒有理由的。學校地理位置偏遠,處于城鄉接合部,從資源、師資到辦學質量一直薄弱。但在他到校任職的第二年,就開始做一些“有點粗糙”的課堂改革。“改革是靜悄悄的,從一點一滴的小問題著手,一點點去改變課堂、教師和學生,但從理論到教學沒有完整的體系、方案。”
他們剛開始借鑒陶行知教育中的“小先生”制,在學校推行“學友互助”的課改,隨后,課堂結構、教學設計等也隨之改變。接著,學生改變了,學校也改變了。“學生除了自身的素養和能力明顯提升之外,他們的成績也在大幅度上升,這樣學校的教師就感到滿意。在開始改革的第一年,學校每年招兩個班,第二年三個班,去年達到四個班,今年估計六個班都打不住!”劉金珠掩飾不住心中那份驕傲,“徐州市教育局‘學講計劃’實施以后,‘學講辦公室’的人來到我們課堂,都說讓人‘眼前一亮’。‘學講計劃’在我們學校的推進是最順利的,而且,它助推了我們已經進行了三年的改革,給了我們更好的理論支撐,也彌補了原來一些不足的地方,讓學校改革如虎添翼,師生、家長和整個社區都更加認同我們的改革。”
江蘇省教研室副主任董洪亮到徐州調研考察之后認為,中國基礎教育多年來的普遍問題是教育內涵不斷地縮水和窄化。從教育變成教學,從教學變成知識的教學,從知識的教學再進一步窄化成書本知識的教學,從書本知識的教學更進一步窄化成書本上可以考核的內容的教學,所以我們的教育存在著一個需要改變的“常態”。他說:“‘學講計劃’的性質和目標就是一個大面積改進教育教學現狀、以建立新的教學常態為目標的行動計劃。它是一個中觀層面的改革主張,有非常明確的方向,但是又給教師、學校很大自由發揮的空間。它從過去一些改革由微觀層面規定操作細節、模式,變成了由中觀層面給予一線改革者更大自主空間。從‘你只能這么做’變成了‘我還可以這樣做’。我認為,這就是‘學講計劃’在改革策略方面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色。”
萬眾本是徐州市王杰中學副校長,為加強“學講計劃”的推進,被徐州市教育局充實到推進“學講計劃”辦公室任副主任。對于該計劃,這位年輕的校長說:“徐州市教育局正式推出‘學講計劃’之前的一年多,一直都在進行廣泛的調研,調研中發現,確實有一部分課堂,存在教師‘滿堂灌’、學生被動學、課堂氣氛沉悶、教學效率不高的現象。所以,‘學講計劃’不是憑空產生、拍腦袋就決定的,是基于現實、基于學情、基于以往的經驗、基于先進的教育理論而生成出來的。對此,上世紀90年代中期徐州教育實施的‘講練工程’,就積累了很好的經驗,當然還有國內外一些先進教育理論和本地一些實踐的支撐。從一年多的推進情況來看,對學生、教師、學校,甚至對于教育行政、教學、管理、教師專業發展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促進。但正如北京十一學校校長李希貴所說,課改就是學生喜歡,教師困難,家長焦慮。在徐州課改過程中,我們也深刻體會到了這點。”
“根本目標都是為了孩子”
“我們支持改革,但學校一定要進一步完善改革環節。盡管大家都知道改革是一種趨勢,這種教育方式比較好,孩子也很喜歡,但看到改革效果不如看到分數。對家長來說,分數是一個最基本的要求。”潘先生是徐州某中學一名學生的家長,他的想法在大多數家長中有一定代表性。
還有該校一名學生的家長,他的另一個身份是一所高中的副校長,他的看法與潘先生也基本一致:“‘學講’沒有問題,‘圍坐’也有可行性,但各項管理要跟上。我到全國各地一些名校去學習參觀過,那些學校不是僅僅簡單地談教學方式的轉變,更多是注重落實的細節和獎懲評價體系。在教育改革中,作為家長是理解學校的,但不希望孩子學習受影響,畢竟,孩子的時間經不起折騰。”
作為在這所引發風波的學校任教十余年的高一教師,對于此事,徐老師有著自己的見解:一是這些家長在城市中生活壓力較大,所以對孩子的學習期望就更加迫切;二是學生從初中進入高中有一個很大變化,尤其是高考改革后,更要求學生具有獨立思考能力,可這并不是通過一些學生初中時所慣用的填鴨式學習就能解決的,很多學生沒有養成獨立思考的習慣,學習成績自然下滑;三是家長對學生名次變化的落差不適應,缺少理性分析——初中畢業時可能全校前十名的孩子,到高中后考試成績可能就是一百名開外——事實上,學校聚集了全市的優秀學生,前三百名就能上很好的大學。
對于家長的指責,徐老師說:“親其師,信其道。有些家長在‘鬧事’過程中把矛頭指向教師和學校,可其實我們做的明明和以前沒有特別大的差別,因為這種改革我們在很多年前就開始了。”
確實,這所中學約在十年前就開始了課程改革,到2010年形成了有著本校特色的“四段教學法”。徐州市教育局的“學講計劃”,就是綜合了包括該校在內的基層學校優秀課改經驗提出的。所以,在師生的適應上,不會存在大的問題。這一點也得到了該校副校長張安義的印證。而且,每項具體改革舉措,學校也注重家長和學生意見的參與。比如去年年底“學講計劃”開始后,就合作學習的組織方式,有些家長提出了質疑,學校就把這個問題如實交給學生,讓他們進行民主討論,于是產生了很多好的想法,“主要是小組內部輪轉和整個班級輪轉,除此之外,還有根據課堂實際情況采取的其他方式。這一決策出臺的相關調查和具體過程材料,我們都原封不動搬到了學校的校報上”。
這件事情的發生,讓該校校長王志勇也反思到,學校對家長的引領作用還是要進一步加強。“因為家長對學校好多事情不太了解,才會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生怕自己的孩子吃虧。比如,別人的孩子學了兩項技巧、技能,自己的孩子學了一項;別人的孩子在外面上社會教輔機構的家教,自己的孩子沒上;別人的孩子多做了一道題目,自己的孩子少做了一道,等等,他們都認為是吃虧。還有就是,這一代家長曾接受的教育和現在的教育相比,已經有了巨大差距,而家長沒有這樣的意識,不知道近些年由于看到教育改革的意義和價值,國內外都在積極進行教育改革。最后一點,就是一些家長缺少信任感,當學校每做一件事,都去懷疑這樣做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事實上,學校和家庭、教師和家長,在根本利益上完全一致,根本目標都是為了孩子。”
“我們支持改革,但學校一定要進一步完善改革環節。盡管大家都知道改革是一種趨勢,這種教育方式比較好,孩子也很喜歡,但看到改革效果不如看到分數。對家長來說,分數是一個最基本的要求。”潘先生是徐州某中學一名學生的家長,他的想法在大多數家長中有一定代表性。
還有該校一名學生的家長,他的另一個身份是一所高中的副校長,他的看法與潘先生也基本一致:“‘學講’沒有問題,‘圍坐’也有可行性,但各項管理要跟上。我到全國各地一些名校去學習參觀過,那些學校不是僅僅簡單地談教學方式的轉變,更多是注重落實的細節和獎懲評價體系。在教育改革中,作為家長是理解學校的,但不希望孩子學習受影響,畢竟,孩子的時間經不起折騰。”
作為在這所引發風波的學校任教十余年的高一教師,對于此事,徐老師有著自己的見解:一是這些家長在城市中生活壓力較大,所以對孩子的學習期望就更加迫切;二是學生從初中進入高中有一個很大變化,尤其是高考改革后,更要求學生具有獨立思考能力,可這并不是通過一些學生初中時所慣用的填鴨式學習就能解決的,很多學生沒有養成獨立思考的習慣,學習成績自然下滑;三是家長對學生名次變化的落差不適應,缺少理性分析——初中畢業時可能全校前十名的孩子,到高中后考試成績可能就是一百名開外——事實上,學校聚集了全市的優秀學生,前三百名就能上很好的大學。
對于家長的指責,徐老師說:“親其師,信其道。有些家長在‘鬧事’過程中把矛頭指向教師和學校,可其實我們做的明明和以前沒有特別大的差別,因為這種改革我們在很多年前就開始了。”
確實,這所中學約在十年前就開始了課程改革,到2010年形成了有著本校特色的“四段教學法”。徐州市教育局的“學講計劃”,就是綜合了包括該校在內的基層學校優秀課改經驗提出的。所以,在師生的適應上,不會存在大的問題。這一點也得到了該校副校長張安義的印證。而且,每項具體改革舉措,學校也注重家長和學生意見的參與。比如去年年底“學講計劃”開始后,就合作學習的組織方式,有些家長提出了質疑,學校就把這個問題如實交給學生,讓他們進行民主討論,于是產生了很多好的想法,“主要是小組內部輪轉和整個班級輪轉,除此之外,還有根據課堂實際情況采取的其他方式。這一決策出臺的相關調查和具體過程材料,我們都原封不動搬到了學校的校報上”。
這件事情的發生,讓該校校長王志勇也反思到,學校對家長的引領作用還是要進一步加強。“因為家長對學校好多事情不太了解,才會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生怕自己的孩子吃虧。比如,別人的孩子學了兩項技巧、技能,自己的孩子學了一項;別人的孩子在外面上社會教輔機構的家教,自己的孩子沒上;別人的孩子多做了一道題目,自己的孩子少做了一道,等等,他們都認為是吃虧。還有就是,這一代家長曾接受的教育和現在的教育相比,已經有了巨大差距,而家長沒有這樣的意識,不知道近些年由于看到教育改革的意義和價值,國內外都在積極進行教育改革。最后一點,就是一些家長缺少信任感,當學校每做一件事,都去懷疑這樣做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事實上,學校和家庭、教師和家長,在根本利益上完全一致,根本目標都是為了孩子。”
“改革就會變得更好”
6月25日,距網上爆出“徐州某校家長集體請愿,要求取消圍坐學講的教學改革”的帖子剛好一月。在這一個月內,為了更好地推行“學講計劃”,這所學校針對該計劃分別在家長和學生中再次進行了問卷調查。盡管媒體輿論一邊倒,但還是有65.62%的家長選擇支持該計劃。該校把對家長進行調查的結果公布之后,一些家長說:“干脆我們也不要干涉孩子,選擇權就交給他們吧。”于是學校在全校學生中做了一次“原汁原味”的民意調查——按班級全部由學生自己匯總和統計,結果得到的支持率是82.77%。與此同時,學校對剛剛公布的高考成績,也有了一個粗略的統計,本科上線率由去年的94%上升為今年的96%;并且,本市文理科成績排前十名的考生均出自該校,好于去年。
此時,該校高一的學生還沒放假,對于一些家長要求取消“學講計劃”的事,他們多數知之甚少,但對“學講計劃”的存廢,卻有著明確的支持態度。
葛善乘初中時在一所縣區中學學習,因為課改,畢業時他們班里的整體成績,無論在縣里還是市里都算是最好的。所以,他對“學講計劃”有著更深的體驗:“‘學講計劃’更利于自身的思考,學習更方便。課堂上或自學課時的合作學習,可以使我們的思維更活躍。因為幾名同學一個組,所以這種思維交流非常有利于學習。同時,這種學習方式對個人良好習慣和人格養成也很重要,因為小組圍坐在一起,彼此有很好的交流,大家是一個集體,盡管每個人的看法不一樣,但彼此會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從而能共同朝著一個好的方向去發展。”
陳可欣是個細心的女生,她了解到這件事最初是由高一期中考試整體成績比較低引發的。她認為,家長據此來判斷是片面的,因為整體卷子比較難,盡管成績比較低,但考試后經過分析試卷進一步學習,實際上掌握的知識卻更多了。對于“學講計劃”,前一段剛剛去了美國的她,覺得現在的方式跟她在美國看到的很接近,都非常自由和活躍,學生彼此有交流、有激勵,互相幫助、相互督促。通過“兵教兵”,“兵練兵”,小組組員間形成了更為緊密的幫學氛圍,班級后進生也更加積極努力地學習了。所以,家長反對這種方式是沒有理由的。即使家長說的一些弊端存在,也是因為自己孩子的問題,一個自制力很強的人,座位怎么坐都不會找別人去說話或受別人影響的。
作為一名高二的學生,高紅巖對小組合作的體會作了這樣的表達:“在與其他組員的相處、合作中,那些迸濺的思想火花激發了個人的求知欲、拓寬了每個組員的做題思路;那些不可避免的摩擦教會了我們收斂自私、懂得接受質疑與建議,也學會了尊重與包容。從而,使我們的心智更加成熟。也正因如此,我們組尊重每個人的學習目標與成果,高揚青春的好勝心與小組榮譽感,互相支撐,綻放對學習的熱情。”
父母都從事教育工作的戴雨田認為,家長僅僅以學生的成績為標準,會忽視孩子長遠的發展,自我學習能力的培養,是有利于孩子長遠發展的,家長應該積極去適應當前這種教育方式的轉變。她說:“學校就是這樣,改革就會變得更好。”
由于這所學校離城區較遠而即將搬遷,夕陽下,校內景致在昏黃的日光中,顯得有些陳舊。一些教室內已經沒有了學生,里面桌椅有傳統的“排排坐”,也有其他各種便于圍坐的排列。
我們走進高二(16)班的教室,有兩名女生正坐在金色日光中安靜地自習。當同行對她們舉起相機,她們先是不約而同雙手擋住了臉,接著蹲下去躲在了書桌的后面。陽光掠過她們的頭頂,打在了墻上貼著的一張自制海報上,上面寫著:“圍坐中,請保持安靜!”
抬頭,在教室門側的名人語錄鏡框中,是哥白尼的名言:“在許多問題上我的說法跟前人大不相同,但是我的知識得歸功于他們,也得歸功于那些最先為這門學說開辟道路的人。” ■記者 齊林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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