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原稿尋回記：1947年在遼寧被發現(圖)

本文作者趙青林與找回聊齋原稿的劉伯濤（右）

■趙青林

1947年，在西豐縣政府工作的劉伯濤，赴鄉下檢查工作時，發現了兩部寫有“聊齋志異”字樣的線裝書。他把這些書保存了下來，開始了版本的考證工作。在考證過程中，幸運地找到了蒲松齡后人。他發現的四部《聊齋志異》，經蒲氏后人確認，確系《聊齋志異》原稿，它們正好是整部《聊齋志異》的一半。另外四部《聊齋志異》原稿在八國聯軍入侵，時局動蕩時早已不知所蹤。

1951年，這半部手稿重新裝裱后由設在沈陽的東北人民政府圖書館收藏，1952年送交中央文化部。上世紀60年代初，中央文化部交給遼寧省圖書館珍藏至今，譽為“鎮館之寶”。

多年后，遼寧省撫順市一名地方志的研究人員趙青林，通過歷史資料了解到，“鎮館之寶”的背后還有這樣一段曲折的歷史，趙青林通過多種渠道聯系到了劉伯濤，并先后四次拜訪了他。

如今，家住在撫順市南臺的劉伯濤已是耄耋之年，但提起半個世紀前的往事，劉伯濤老先生依然記憶猶新。通過劉伯濤的講述，趙青林也得以了解珍貴的《聊齋志異》手稿由散落在民間到被完好保存起來的坎坷歷程。

劉伯濤發現聊齋原稿的農會舊址

1

炕上發現“聊齋”線裝書

劉伯濤原籍河北蠡縣，1938年投身革命。1947年冬，劉伯濤隨解放軍來到西豐縣擔任西豐縣政府政務秘書。一天，他到更刻區元寶溝村忠信屯檢查土改工作時，在農會所在房屋的炕上的一堆破舊書報中，發現了一函兩部褪了色的藍布皮線裝書。他翻開書頁，《聊齋志異》四個字映入眼簾。

劉伯濤驚奇地打開這本書，只見卷前有高珩的《序》、唐夢賚的《聊齋志異序》及蒲松齡所寫的《聊齋自志》，小說內容部分第一篇是《考城隍》。他在翻閱過程中，只見毛筆字工整有力，小說中有多處勾畫刪改，有的地方甚至是大改，有的地方還加了眉批……劉伯濤曾經讀過一些中國古典名著，但從未見過手抄本。他越看越覺得這兩冊書非同一般，在征得農會干部的同意后，他將書帶回縣城。

劉伯濤工作之余，常把書擺在桌上，一邊翻閱，一邊細心研究。他發現這兩本裝訂成冊的書，大小一致，書的紙張是古代人們常用的竹制紙，而且紙質已經變得陳舊發脆，說明這本書已經存在很長時間了。書內的章節詞句有多處改動，劉伯濤推測很可能是作者定稿后對個別詞字又稍加潤飾的繕寫本。

雖已判斷出這兩本書絕非當代人所作，但劉伯濤還是拿不準它到底是蒲松齡的親筆手跡，還是后人的手抄本，因為其中有一點讓他非常疑惑：早已過世的蒲松齡是山東淄川（今淄川市）人，他寫的《聊齋志異》怎么會來到偏遠的東北山區小縣西豐呢？

帶著這些疑問，1948年已經提任西豐縣縣長的劉伯濤，利用春耕結束夏鋤還沒有開始的空隙，開始了《聊齋志異》一書版本的查證工作。

劉伯濤認為，如果是《聊齋志異》的原稿落在西豐縣，《西豐縣志》應該會有記載。于是，他在縣志里尋找蛛絲馬跡。果然，他在縣志里看到這樣一段話，記載了蒲氏后人到東北的情況，“蒲步瀛，字仙洲，原名英灝，山東淄川人，幼業儒未成而入伍。光緒甲午年來奉，歷充哨官幫統等職……家藏有當日改削七才原稿四部珍密不輕示人……”劉伯濤看了此段記述，心中大喜。

蒲松齡的聊齋書房

2

蒲氏后人帶著原稿闖關東

劉伯濤想，“家藏原稿四部珍密不輕示人”指的可能就是《聊齋志異》。他認為，書雖“不輕示人”，但只要縣志上有記載，就會有人知道。于是劉伯濤請來教育界的老教師開座談會。劉伯濤從中得知，在本縣曾任縣圖書館館長的蒲文珊是《聊齋志異》原著的第九世傳人。這些老教師提到一個細節，有一年，蒲文珊在教育界同仁的多次要求下，將他珍藏的《聊齋志異》原稿中的一頁放在一個小玻璃箱里給大家看，大家看了幾眼后蒲文珊就急匆匆收起。因此，對于原稿究竟有多少部，誰也不知道底細。

后來，劉伯濤按線索找到了1933年由遵化史錫華總司校勘選印的《聊齋志異》影印本，那套書中選有《狐諧》、《仇大娘》等24篇小說，劉伯濤將手中的兩部《聊齋志異》與影印本進行仔細核對后發現，影印本中所選的文章都出自他手中的《聊齋志異》。

1948年6月的一天，劉伯濤將蒲文珊請到縣政府，向他宣傳了新政府保護文物的有關政策之后，便開門見山地問：“你家有《聊齋》原稿嗎？”蒲文珊聽后一怔：“有。是先祖蒲松齡寫的。”

劉伯濤接著問：“怎么傳到西豐縣的呢？”

蒲文珊告訴劉伯濤，《聊齋志異》原稿一直在他們山東淄川的家里珍藏，到了蒲文珊的祖父蒲價人那一輩，蒲氏家族帶著原稿來到東北謀生。蒲價人去世前，將原稿傳給了蒲文珊的父親蒲英灝。蒲英灝病逝前親手把傳家之寶《聊齋志異》傳給了蒲文珊。蒲松齡曾用32字為蒲家子孫立了譜系：“竹立一庭、尚國人英、文章先業、忠厚家聲、門多賢哲、代有公卿、慶延宗緒、萬葉長榮”，蒲氏后人也以此為序，將《聊齋志異》原稿世代相傳，蒲文珊是蒲松齡原稿的九世傳人。

劉伯濤問蒲文珊原稿是多大部頭，蒲文珊說他珍藏的是兩函四部，但原稿在土改中不見了。劉伯濤心里琢磨，如果他找到的兩部是原稿，那么另外兩部在哪呢？送走蒲文珊，劉伯濤立刻找來秘書科張松本、宗殿儒，他們三人騎上快馬直奔元寶溝村忠信屯農民會。他們找來農會干部，把四五個裝滿了書的麻袋搬到院內的一棵老楊樹下，細心地查找起來。可是，一連翻了好幾遍也不見《聊齋志異》原稿。這時，一位在院子里干零活的老農上前問他們三人在找什么，劉伯濤隨口說：“找兩本《聊齋》的書。”老農想了一會說，“你們別找了，我知道。在我家住的那位姓王的工作隊女同志，晚上總在燈下看書，我不識字，有一天問她看的是什么書，她說是《聊齋》。”

劉伯濤喜出望外，急忙問老農：那位女同志看的聊齋是什么樣？有幾本？老農說有兩本，外邊是藍色舊布皮。

劉伯濤趕緊問：“書呢？”

老農說：“頭些日子王同志調到哈爾濱時帶走了。”

3

另一半原稿早已遺失

書有了線索，劉伯濤看到了希望的同時，心情也沉重起來。當時正處東北解放戰爭時期，沈陽、長春還沒解放，一位女同志能否順利通過國民黨的封鎖線，平安到達哈爾濱？即使安全到達，她又在哈爾濱什么單位工作？對于這些問題，劉伯濤一概不知。

劉伯濤經慎重考慮，認為唯一的辦法就是請求黨組織幫助和支持，他連夜給遼東省政府寫了封求援信，請求組織協助找到那位女同志，把原書要回，歸還西豐縣。

信發出去五個月后，劉伯濤收到了兩部從哈爾濱還回來的《聊齋志異》原稿。他欣喜地將原來那兩部《聊齋志異》原稿拿來對照，四部書大小一樣，舊藍布皮的封皮一樣，書名的字跡也一樣。

劉伯濤找來蒲文珊，將四部書放在他面前，蒲文珊驚喜地說，這正是他精心保存了20多年的《聊齋志異》原稿。劉伯濤翻開書，找到一些字跡不一致的文章，問蒲文珊：“為什么字跡不一致呢？”蒲文珊看了一眼，說：“代代先祖在傳書的時候都叮囑，書內不同筆跡的文章是蒲松齡的學生代抄的。”

蒲文珊說完這些，又告訴劉伯濤，《聊齋志異》原稿不是兩函四部，是四函八部。劉伯濤趕緊問另外兩函四部書的下落。

蒲文珊痛心地說：“光緒二十年，家父在奉天盛京將軍依克唐阿帳下為幕僚。依氏多次商量借閱《聊齋志異》原稿，家父實難推卻，為防有失，先借其半部，就是現有的這兩函四部。歸還后，又把那半部借去閱讀。不久，依氏奉調北京后，八國聯軍進入北京，從此，依將軍下落不明，半部原稿隨之失落。”

歷經四個寒暑，劉伯濤終于在1951年，將蒲文珊祖傳的兩函四部《聊齋志異》原稿找了回來。

4

《聊齋行樂圖》不知所蹤

1951年春，劉伯濤親自帶著兩函四部《聊齋志異》原稿交給遼東省人民政府。同年4月，東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處致函西豐縣人民政府：“由遼東省政府轉來你縣蒲氏家藏《聊齋志異》原稿，經專家鑒定確系真跡。稿本兩函四部是原八部原稿中的一、三、四、七部。這半部手稿共400頁，有小說237篇。遺失的是二、五、六、八部。其中206篇是蒲松齡的手跡，其余31篇由他人代抄。自抄部分字跡清楚，極少涂改，他人代抄部分，經蒲氏修改較多。在《聊齋自志》啟鈐有‘松齡’白文長方印一枚，是極為珍貴的《聊齋志異》定稿本。”

1951年5月20日，劉伯濤收到東北人民政府寄來獎勵蒲文珊的500萬元（東北幣）獎金。劉伯濤當即找來蒲文珊，將獎金如數給了他。蒲文珊無比激動，第二天他又給劉伯濤送來蒲松齡親筆所著且從未流傳的《農桑經·草蟲篇》一書，委托劉伯濤交給國家。

那時，劉伯濤已經是西豐縣委書記，蒲文珊說：“劉書記，我要把所知道的都告訴你：清同治年間，祖父蒲價人來東北時，不光攜來《聊齋志異》原稿、《草蟲篇》等著作，還有蒲松齡按《聊齋志異》主要內容繪制的《聊齋行樂圖》一軸，與《聊齋志異》原稿配為一套。”

劉伯濤急忙問：“《聊齋行樂圖》有多大？”

“寬約二尺，長五六丈。”蒲文珊說：“上有蒲松齡畫像以及清代名儒贊和詩。在我和弟弟蒲文玙分家時達成一致，我珍藏《聊齋志異》原稿，他保存《聊齋行樂圖》。分家后，他搬到西豐縣郜家店村住，不久又搬遷了。我曾多次去尋找，不知下落。”

劉伯濤把《草蟲篇》送交東北人民政府文管部門以后，又開始尋找《聊齋行樂圖》，他先后三次到郜家店村召開座談會和走訪當地老住戶，他們只知道早年曾住過一戶蒲姓人家，但不久便不知搬到何處去了。1952年秋，劉伯濤調離西豐縣到撫順市政府部門工作，查找《聊齋行樂圖》之事隨之擱淺。

如今耄耋之年的劉伯濤提起下落不明的半部《聊齋志異》原稿及與之配套的《聊齋行樂圖》時，仍感慨萬千，“這是件牽動炎黃子孫的憾事。”

補白

流傳于世的《聊齋志異》

各版本

蒲松齡《聊齋志異》手稿現為國家重點文物，是我國古典文學名著中唯一存世的作家手稿。蒲松齡生前窮困潦倒，無力將《聊齋志異》刊行，民間多以手抄本形式流傳。

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在嚴州做知府的山東萊陽人趙起杲在刻書家鮑廷博的協助下，將《聊齋志異》刻印出版，這就是此后二百年間相繼刊行的所有《聊齋志異》刻本的祖本——“青柯亭本”。

原稿發現后，著名學者楊仁愷先生將原稿與通行的“青柯亭本”有關內容做了比勘，這才發現“青柯亭本”由刻書者擅自改動、增刪之處多達兩千余處。

上世紀六十年代，著名學者張友鶴根據原稿重新整理出版了會評、會注、會校本《聊齋志異》，即“三會本”《聊齋志異》，此后新出版的注本、賞析本、白話本、外文譯本基本上都以“三會本”為底本。因為原稿有半部遺失，“三會本”在整理原稿遺失的內容時，依據的是“鑄雪齋”抄本，經研究發現，“鑄雪齋”抄本多有隨意刪改現象。

在現存所有手抄本中，除了半部原稿，研究者多認為最接近于原作的是現藏于山東省博物館的康熙抄本，它是現存早期抄本中唯一直接依據原稿抄錄的，它的抄寫格式、分冊情況與原稿完全相同。根據抄本與現存原稿看，一字不差者達三十七篇，其他篇個別地方有錯，也完全是抄錄者的筆誤，不是有意為之。

另外，以抄主姓名命名的黃炎熙抄本，據專家考證此書為清雍正年間抄成，也是《聊齋志異》早期抄本，文字上也較接近原稿，異文較少。有人曾抽取原稿第一冊中的六篇與之比勘，竟無一處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