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天，一部引起諸多爭議的地方性法規——《山東省義務教育條例(草案)》(以下簡稱《條例》)，正在公開征求意見。10月下旬，山東省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還將舉行立法聽證會，聽取民眾對這部法規草案的意見和建議。

這部法規草案的最大爭議點，在于它明確規定，在職教師不得從事有償家教和兼職活動，從而在教育界、學生和家長中引發了激烈爭論。

　老師故意設小灶 家長花錢買“公平”

“是該好好反映反映了！老師平時在課堂里不好好教學，連最基本的內容都要孩子們去家里聽有償輔導，這都違反義務教育法了！”一提起補課，楊陽(化名)的嗓門就高了起來。

楊陽的孩子上小學三年級，班里一半以上的學生周末都去任課老師家上課。“其實周末也挺想讓孩子好好休息休息的，但別人家孩子都去，沒辦法啊，不能比人家落后啊！”楊陽妻子說。

記者問她身邊的孩子：“你們去老師家學什么課程？”

“老師上課的時候先讓我們自己看書，然后講半節課，剩下的內容我們周末去老師家里上。”小男孩牽著媽媽的衣角嘟囔著說。

“這倒好，一節課掰成兩半上，平時在學校上一半，周末在老師家里上一半，這不是折騰孩子嗎？這真是‘事倍功半’！孩子應付學校里的功課已經很辛苦，現在，周末也沒有休息，無非是老師為了多掙幾個周末補課的錢。”楊陽說。

蔣文(化名)的孩子成績不錯，她以前一直認為用不著去老師家補課，可后來發現孩子放學回來時經常耷拉著腦袋，就問他為什么不高興。“孩子說，老師上課時很少讓他發言，課堂上討論了好多有趣的事，也是周末在老師家講的，別的同學一說都能笑起來，而我們家孩子聽不明白，笑不起來。”

中國青年報記者向同校多位家長了解到，有的班級老師上課提問時，只把發言機會給那些周末去補課的學生，有集體活動、演出時，只讓那些補過課的孩子露臉。

“小孩子如果感到在同學中間被孤立了，就會很傷心，放學回來一直跟我們哭。后來我們沒有辦法，只能隨大流讓孩子周末去老師家了，就算是‘花錢買開心’吧！”蔣文無奈地說。

“這就是老師的師德有問題了，對別的孩子就太不公平了！”楊陽說。

禁令一出，引起了網友熱議，也有教師倒苦水。

“我參加工作17年，去年要了一套不足90平方米的房子，花去了我所有的積蓄，還欠下了將近20萬元的債務，算一下，現在工資高一些了，還需要7年才能還清。可憐啊！我們就不能充分利用自身資源來掙些外快嗎？我們不補課，學生的錢都讓別人掙跑了。”一位教師說。

一位中新網友說：“按勞取酬，別的職業可以兼職，為什么教師不能？”

夫妻都是教師的一位網友持反對意見：“義務教育階段這個口子不能開。你不能要求所有的教師都有很高的職業素養，都具有很高的道德標準，相當一部分班主任會用他的權威要求學生去他自己開的小灶吃飯，甚至會打壓、孤立不吃小灶的學生——這種事情不是沒有發生過。”

“我也是高中的老師，確實有一部分學生需要補課。不然真的不行呢！我建議，應該有個規范，老師最好不要給自己班級的學生補課。因為真的說不清楚，你到底是不是上課故意留一手，或者你上課是不是沒有認真講……”有天涯網友建議說。

一位網易網友為孩子抗議說：“為什么孩子考試的時候竟然有課堂沒有講過的內容，而參加家教班的孩子基本都能對答如流呢？當老師的也許有難處，但我們絕不允許老師也銅臭……不然我們的孩子還有希望嗎？”

　有償家教：存在即合理？

目前，中小學在職老師搞有償家教、兼職幾乎成了公開的秘密。2008年中國社會調查所對北京、上海、廣州、重慶、哈爾濱等六大城市的一項電話調查顯示，被訪問的大部分老師都選擇在暑假給學生補課。其中40%的人選擇了給學生補課；16.7%的人選擇自己開輔導班。綜合分析數據顯示，盡管在暑假，仍有約六成的老師在教課。

在崗教師搞家教，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對。有人支持是不是就有存在的意義呢？中國青年報記者就此采訪了相關學者和教育界人士。

西南政法大學行政法教授、博士生導師王學輝認為，目前社會上有償家教開展得很紅火，并非沒有生存空間。“這樣看來，有償家教反倒是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迎合了市場的需求。”

王學輝從法律的角度來分析，認為教師校外教學的問題，首先是教師作為勞動者的權利與義務的界限問題，其次才是信用問題和師德問題。

“如果教師在做好了本職工作的同時，利用業余時間，從事一些收費合理的課外輔導活動，有何不可！換個立場來審視，對于家長和學生而言，通過老師的點撥和輔導，提高了成績，皆大歡喜。”

但是，一位在教育界從業30多年、如今已退休的姓江的老校長對記者說：“什么叫‘做好了本職工作’呢？教師應該充分利用課堂的45分鐘時間，按照教學大綱的要求，由淺入深地授課。如果學生沒有聽懂，那是老師課前沒有很好地理解教材，或者是授課方法有問題，不應該通過課外收費補習來解決。”

老校長認為，如果教師在課堂上不抓緊時間精講，下課后去賺錢，就必然分散在課堂上授課的精力，也使得學生在課堂上注意力不集中，課外去補習，這樣既浪費了教育資源，也加重了家長的負擔。

首都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副院長康麗穎教授則認為，有人支持意味著有需求。“當一些學生學習有困難時，需要找家教，通過補習提高成績，這是一種正常的需求，應該滿足。”但她也指出，這一需求同時誘發了一些任課教師搞收費輔導。

　教師兼職是師德問題嗎

王學輝教授認為，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和應試教育，是導致教師有償家教、兼職愈演愈烈的兩大原因。

他分析：“在西方，教師、醫生、律師是高社會地位、高收入的三大職業。而在我國，尤其是西部地區，教師的待遇一直沒有得到改善，雖然近來國家對西部地區加大了教育資源投入，但是教師收入普遍不高是無法回避的事實。”

“正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倘若教師工資微薄，遇到生存危機時，怎么能集中心思在課堂教學上？”他說。

但是，江校長認為，這個問題不是教師收入過低引起的，這是師德的問題。“我認為教師的收入已經不低了，現在教師的待遇比從前不知好了多少倍，而且國家一直在加大對教育資源的投入。”

她說：“現在的教師品行比起以前有一定的差距和問題，對于家長的請客送禮，有的教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甚至有人向家長變相索要好處，我認為課外有償輔導就是其中一種。”

她認為，這些“好處”，使得某些教師可能把某些孩子的座位安排得靠前一點，或者在課堂上給予孩子更多的關注，或者批改作業更認真一點，這就使得家境好的孩子在學校里也“吃得開”，在學生中的影響也很不好。

王學輝指出應試教育是有償家教存在的另一重要原因。“在升學壓力和高考的指揮棒下，家教市場的火爆也就不足為奇了。一個愿打，一個愿挨，禁令幾成虛設，家長總會找到其他途徑。”

“每年高考，媒體必定公布各省(區、市)高考狀元，市級也一樣效仿。考生從全市考分第一名排隊到最末名，分檔次依次招生。”一位浙江省的教師在自己的博客里寫道。

他還寫道：“學校暗里開設提高班。精心策劃考重點高中的梯隊；期中考、月考制度雷打不動，按分數排隊，考卷由家長簽名，考分名次與家長見面，成為督促學生提高成績的法寶。各種名目的分數表彰和激勵應運而生。”

這位教師同時也指出，在校獨生子女學生占絕大多數，而子女的教育擺在家庭的首要位置，付錢找家教等都是家長高期望下的無奈之舉。

立法是解決問題的唯一出路嗎

“不管學校或教師是自行組織還是參與教育培訓機構的組織，有償家教都加大了學生的課業負擔，損害了學生身心的健康發展，是違背教育的基本原則的。”北京師范大學教育政策與法律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勞凱聲教授說。

“同時這一行為使學校或教師可以從中獲利，就是一種典型的營利性行為，為教育法所禁止。”他說。

但在他看來，有償家教與業余兼職是有區別的。業余兼職是教師在按要求完成本職工作的前提下，利用業余時間在其他教育機構兼任教育教學工作，或接受學生家長委托為其子女進行學習輔導。這種補課盡管也會獲得報酬，但顯然不應屬于有償家教的范疇。

由于《教師法》第三條規定教師的法律身份是“履行教育教學職責的專業人員”，按照對專業人員的一般管理要求，只要按照要求完成本職工作，在業余時間兼職并不違法。

據勞凱聲介紹，不同國家的規定是不同的。在教師被規定為公務員的國家，對教師的管理比較嚴格，一般不允許教師兼職，反之則允許教師在保證完成本職工作的前提下適當兼職。

但他強調：“一般來說對大學教師的兼職較少爭議，但對中小學教師，由于其工作性質，一般不提倡兼職。”

現在，用政策來打壓教師兼職，已經開始被各地的教育部門所嘗試。然而通過法律來禁止真的能行之有效嗎？

江校長認為山東的做法是可行的。“雖說是把職業道德規范法律化，但是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教師課外有償輔導的行為。教育不是做生意，不是一時的買賣。這樣的規定從長遠看，有利于孩子的發展。”

同時，江校長認為出現這樣的問題，和現在的教師教育和選拔體制是分不開的。“現在對教師的選拔，與品行相比，大家更看重學歷。這不僅是師風的問題，更是世風的問題。”在她看來，教育不僅僅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問題，更是用教師的品行潛移默化地影響孩子。

王學輝教授則持另一種觀點，他認為，不能因為部分教師有不認真做本職工作和違背師德的行為，就抹殺教師作為普通勞動者在市場經濟中應有的權利，這是不可取的。

王學輝教授建議，立法者應當有更開放的視域和更開闊的思維。“一方面要尊重在職教師作為普通勞動者應有的權利，對其在合理的課外時間進行家教給予認可，以提高教師的收入和地位；另一方面，要強調師德建設，對于因為家教影響了本職教學工作的教師，更多地要從道德層面、紀律層面予以約束，而不宜通過立法來完全禁止。”

康麗穎教授認為，如果采取“一刀切”，一味禁止也是有問題的。“因為補習功課的需求本身是客觀存在的，如果限制在職中小學老師參與課后輔導，也會有其他人員去做這件事情，而且效果怎樣，還不得而知。在這種形勢下，限制也許不是一個最佳的選擇。”

“我個人的看法是，能否由教育行政部門組織建立學區課外學習輔導站，幫助一些學習有困難的孩子，可以適當收費，但不以營利為目的。這樣既能解決學生的需求，又不會引發教師為私利而貽誤了教書育人的主業。”康麗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