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寧波：融合自治“他們”能否 變“我們”

摘要：新一輪民工荒下，長三角與珠三角在搶奪勞動力資源的競爭中略占上風。這里一樣有著霄壤之別的貧富鴻溝，農民工一樣有著根植內心的弱勢感，但不同于珠三角的是，這里的超級民營企業，沒有南方富士康王國式的管理。農民工下班后各回各家，不是集體中的一顆螺絲釘，而是組織松散的社會人，并與當地人建立了融合自治組織，這就是所謂的農民工服務管理“寧波模式”。

王芳萍把15年的青春留在了寧波余姚小路下村（楊洋攝）

王芳萍在這小屋住了10多年，對這些年本地人和外地人關系的變化有切身體會（楊洋攝）

25歲的胡景芳從力邦社區物業部門的辦公室里走出，她是這里的一名工作人員。浙江寧波奉化西塢街道力邦社區是全國首個外來務工人員自治組織。新華社資料圖

 

樣本意義

新一輪民工荒下，長三角與珠三角在搶奪勞動力資源的競爭中略占上風。這里一樣有著霄壤之別的貧富鴻溝，農民工一樣有著根植內心的弱勢感，但不同于珠三角的是，這里的超級民營企業，沒有南方富士康王國式的管理。農民工下班后各回各家，不是集體中的一顆螺絲釘，而是組織松散的社會人，并與當地人建立了融合自治組織，這就是所謂的農民工服務管理“寧波模式”。

浙江余姚小路下村從經濟組織上看，就是典型的“一個村莊一集團”，村委書記就是云環集團董事長。這個2.56平方公里的小村莊，戶籍人口3400人，年工業產值39億元，6000多外來工是一線生產的主力。經過二十來年的共生共榮，他們鮮有風起云涌的對抗，卻在暗自角力中不斷尋找著平衡點。

一個動作每天重復六七千次

第一個月拿到680塊錢工資時，王芳萍覺得再苦都值了，這可是家鄉村干部兩個月的工資：“我當時真是用顫抖的手簽下領款名字的。”

層高近5米的車間里，陽光從四周的寬大窗戶里打進來，經過通風機的攪拌，或明或暗地閃爍著。晝夜開啟的白光燈，把上千平米的車間光線調得均勻明亮。44歲的安徽肥西下江人王芳萍，和數十名工友常年工作于此，對這種人造光更覺得適應。

燈光下的電線或黑或白，按照不同品類，數十根一捆，面條似的掛在架子上。偶爾在翻騰的線卷中冒出一兩個人，低頭檢驗質量。放眼望去，數以十萬計的電線，能讓密集恐懼癥患者生畏。廠房內一般比室外高出一兩度，時值八月，這片半成品在30多度高溫下，隱隱散發出膠著的塑料味。

在這樣的空氣里，王芳萍穿著畫有碩大G U C C I字母的T恤，毫無顧忌地咧嘴笑著，一邊和工友嘮著家常，一邊用右手執起電線，用食指的硬繭抵住線頭一寸的地方，將其送進打口機，左手咔嚓一聲按下，就給一根電線接上了頭，一分錢的計件工資進了口袋。

廠里十七八歲的小姑娘，完成這樣的動作要四五秒，王芳萍三秒內就能搞定。這樣的動作她每天重復少則六七千次，多則上萬次，食指指頭關節處已成三角形，上半部分發達變大，下半部分因為常年摩擦凹了進去，一摸全是硬的，她戲稱這樣干起活來全無痛覺。

15年前剛到小路下時，王芳萍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電線廠，做的是從機器里拉電線的活，第一個晚上就拉得肩膀都抬不起來，半夜里對著墻壁無聲啜泣。然而第一個月拿到680塊錢工資時，她覺得再苦都值了，這可是家鄉村干部兩個月的工資：“我當時真是用顫抖的手簽下領款名字的。”

十多年過去，當年泥濘小路上的三五間工廠，現在已發展成連片的高大廠房，幾乎每家都冠上“云環集團”幾個大字。在這個不大的村莊，除去家庭小作坊，40多家氟材、模具、開關、電腦配件、電纜電線等民營企業，全屬云環集團名下，有種“莫非王土”的霸氣。

一身工服從趕鴨子到放鴨子

“以前也搞過集體宿舍，后來大家都愿意100來塊租房住得自在，吃飯也回家，下了班就沒人管。”王芳萍說的，也是許多北下農民工看中的一點。

不過與南方的大型工廠相比，云環集團似乎少了些無孔不入的“威嚴”。即使在云環高科技的登天氟材廠，對技術要求最精細的裁衣組師傅葉小兵，也沒有穿統一的工服，而在電線廠的王芳萍穿著就更隨意。雖然從勞動保護的角度看，身著便裝意味著剪線時金屬塵屑可能會打在毫無防護的臉上，而橡膠味道也會影響嗅覺，但從王芳萍和工友們看來，這意味著可以擺脫某種職業定式。

“我去年才從廣東過來。”36歲的莫許釗是四川人，個子矮小，皮膚黧黑，思考時一使勁就把眼睛擠成一線，“廣東的大廠車間看得很緊，(流水線)上面的工做完了，輪到你還不動手就被說。

莫許釗說，熟練工都指望大廠效益好，可南方大廠里甚至連吃飯時間都分好，吃不完也得輪到下一批，“跟趕鴨子似的”。而在這里的大廠，他能感受到“放鴨子”的氛圍。

王芳萍所在的登天電纜雖屬云環集團，但整個集團是從村鎮企業發展而來，1999年改制成為民營企業，2000年后出現井噴式布點，管理上大而化小，各工廠更接近獨立的中小企業。“以前也搞過集體宿舍，后來大家都愿意100來塊租房住得自在，吃飯也回家，下了班就沒人管。”王芳萍說的，也是許多北下農民工看中的一點。

從整個余姚縣來看，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局的統計數據顯示，在民工荒的大環境里，這里的外來工人數仍有連年微小的增長，今年前八月同比增長1.13%。

現在還留在工廠里說著吳儂軟語的本地人，除了老板，大多就是業務骨干或者高級管理層。上班時，余姚另一家機電廠的本地模具數控師傅戴楨磊，穿著和普通工人一樣的深色衣服，輾轉各個車間，和外來工老蔡談論著沖模的情況，也閑話一下家常。

“嘀鈴鈴”下班鐘響以后，本地人和外地人才看出差別來。王芳萍的兩位同鄉大姐還一屁股坐在插頭堆里，爭分奪秒地多攢幾個任務；一個男人沒等人走完，就一把將作業臺上的插頭推開，理出一片空地，倒頭在上面呼呼地打起了盹兒。

手腳麻利的王芳萍按時收工，走回小河那頭的出租屋，惦念著昨日留下的小炒肉，加上兩塊錢咸菜，就是一頓簡單的飯。經過小路下村委門前的那條路，簡單搭置的大排檔，把桌子都擺到了馬路上。炒三兩個十幾塊錢的肉，加一瓶冰啤酒，工人們吃得歡暢。廠里駛出的寶馬、奔馳、雷克薩斯，從人和桌子的間隙魚貫而出。戴楨磊這時也開著私家車回家，對于老蔡們聚居的“村中村”那片低矮的平房，十多年來他只踏足過三兩次。

一次誤會發現猜疑如影隨形

“她說我偷了廠里一把割電線的鋼刀。”王芳萍很委屈，“我要那個刀做什么呀！”本地人很快圍上來，后來兩人回工廠對質，才在線堆里找到了鋼刀。

在這個外來工人數是本地人兩倍的村莊里，兩者以8小時為界限，維持著朝夕相處又保持距離的關系。

形成今天這種關系，他們用了十多年的時間。1996年初，29歲的王芳萍，揣著200塊錢，從家鄉肥西坐車到小路下的時候，本地人群體是他們很難進入的圈子。

與珠三角原住民收地租的傳統不一樣的是，十多年前的江浙本地人就以進廠打工為榮。根據余姚市志，1995年，整個余姚市外來務工人員只有2.8萬。在此之前，整個寧波實行嚴格的“先本地后外地”就業政策，市勞動局專設外來勞動力管理處，招聘外省工人需要通過其審核并批發指標。四川瀘州人韋應龍，就是1994年當兵退伍后，到小路下模具廠打工的。他當時不知道的是，自己這種不經登記的外來工都是打工黑戶，每次“上頭”有人來檢查，都要將黑戶支到大路上游蕩。

當時在勞動力管理處工作的陳發泉回憶：“那時招個外來工就像用個外國人那么難。普工崗位本地人優先，實在本地人做不了，打報告才能請外地人。”小路下村原本的崗位都由本村人消化掉，然而1996年隨著工業擴張，就業政策開放，面對慢慢多起來的外地務工人員，原本自成一體的本地生態也發生了排斥反應。

王芳萍至今記得那個趕工加班后的夜晚，她走回河邊出租屋，一路上一直有個同組的當地女工隨行。等她拿出鑰匙正要開門的時候，那個女工突然大喊抓賊。

“她說我偷了廠里一把割電線的鋼刀。”王芳萍很委屈，“我要那個刀做什么呀！”本地人很快圍上來，后來兩人回工廠對質，才在線堆里找到了鋼刀。

王芳萍這才想起，之前跟本地人借個柴米油鹽，對方總是讓自己在門外等著；有時走進本地人的屋子，總有個身影跟在后頭，原來他們都在提防著，“怕外地人偷東西”。自那以后很長一段時間，性格開朗的王芳萍，采用了中國農民對待矛盾最慣常的方式：沉默。她在廠里跟頭牛似的埋頭苦干，拉電線拉到脖子疼也不哼一聲，更不跟工友說一句話。

一聲“他們”隔閡埋下的導火索

一些“滑頭的人”沒找到工作，常在村口聚賭，王芳萍的一個安徽老鄉就在其列。“他見過我把錢糊在墻壁的報紙里，一次來我家嘮嗑，后來我轉身出去再回來，藏在里面的錢就沒了。”

雖然王芳萍受了委屈，但生性耿直的她也不為老鄉護短。小路下村綜治辦主任錢興成是本地人，做治安工作這么多年他最清楚，大部分的治安案件的確跟外地人有關系。

特別是1999年，小路下實行村鎮企業改革以來，村里從剛開始的8家鄉鎮企業和一些小作坊，要在10年里擴張到40多家企業，也就是后來的云環集團，外來人口成倍地涌入。

林子大了，就有一些“滑頭的人”，沒找到工作，常在村口聚賭，王芳萍的一個安徽老鄉就在其列。“他見過我把錢糊在墻壁的報紙里，一次來我家嘮嗑，我還奇怪他用腳劃了劃墻壁，后來我轉身出去再回來，藏在里面的錢就沒了。”王芳萍顧及老鄉關系沒有報案，但這個人的品性慢慢傳開，十年后的今天，還可以見到他胡子拉碴，和小輩的九零后一起游手好閑。

正因為這些，外來人成為本地人口里的“他們”。2000年前后，“他們”大量涌入，參與到新機器擴大的生產中去。當時找工作，十幾個人排隊到廠，一般都成批地全被收進廠里，經過一兩天的加強培訓，就能上崗操作模具，而現在的技工學校少則也要學習一年多。

在一次操作時，韋應龍抱著僥幸心理，把一顆拇指大小的物料放到搟面機一樣的機器中，來不及抽手，就咔嚓一聲聽到自己骨頭碎裂的聲音，血漿染紅了操作臺，他的右手四指被軋斷。至今，余姚本地還流傳這樣的說法：“‘他們’有人專門靠斷指碰瓷，一個賠兩三萬，拿了錢換另一家，所以許多廠都不敢接斷指工。”

韋應龍完全不能接受這種揣測：誰會把這鉆心的疼拿來換錢。好在他是老員工了，老板最后賠了醫藥費，可再也沒有模具生產線肯接納他。

“他們”與本地互不信任的隔閡一度變得緊張。錢興成調解過一個案子，兩個11歲的小孩一起玩耍，籍貫四川的孩子毛偉有過失，致本地孩子劉源摔倒以致入院。劉家家長向毛家索賠藥費，村委會裁定毛父賠18000元，毛家不服，認為“村委會總是偏幫本地人”，還帶了十幾個四川老鄉搬著凳子坐到劉家門口，一時間四川人和本地人劍拔弩張。

“外地人和本地人的一小點矛盾，都可能成為導火索。”錢興成兩邊說，兩邊都聽不進，最后他出動了幾個四川老鄉，給毛家講理，沒想到，他們一下子就被說通了。錢興成想，不見得老鄉說的話一定比綜治辦多些什么魔力，而是老鄉的這層身份，就有很強的說明力。

一次風波老鄉出面震住全場

王芳萍起初認為，和諧聯誼會不過是中秋節時一起搞個晚會，平時一起開會談談計生的一個組織，但后來發生的事件改變了她的想法。

綜治辦從經驗中慢慢獲得一些要領。2007年，鄰市慈溪的坎墩街道，作為外來人口出租屋集中地，首先推行了一種本地人與外地人對半成立的和諧促進會，共同處理外地和本地矛盾。

錢興成聞悉，召集了王芳萍、韋應龍等人，作為小路下村來自安徽、四川、貴州等地的外來工代表，商量成立這樣一個融合型組織：外地人和本地人各占一半，學坎墩進行“外人治外”?？煽捕战值乐饕峭獾厝司劬由畹牡胤剑÷废抡麄€村就是一個大集團，連生產工作的事也要納入管理，能行么？

2007年7月13日，錢興成清楚地記得，那是一個大雨滂沱的日子。老錢當會長，村委會主任和一位四川老支書龔富強做副會長，加上25個首屆和諧聯誼會的理事，擠到文化廣場的臺上，鼓掌剪彩完成了儀式。

首屆和諧聯誼會有25個人，其中本地人12個，外地人13個。王芳萍起初認為，這不過是中秋節時一起搞個晚會，平時一起開會談談計生的一個組織，但后來發生的事件改變了她的想法。

就在聯誼會成立后不久，村里突然爆發了一次200多人的群體性事件。起因是一個安徽工人和一個四川工人在車間工作時，因為搶一件物料爭執起來，短短一小時，各自糾集了100多個老鄉，拿著各式工具，氣勢洶洶地將村口的路都堵死了。進進出出的車輛被堵在外圍，也不敢隨便按喇叭，誰都擔心火藥桶一觸即發。

錢興成趕到現場時，人群開始向治安隊的車靠近，治安隊轉眼成為焦點，錢興成想起當時那個場景至今還有點后怕。但就在這時，副會長龔富強奪過錢興成手中的話筒，站上高處，用四川口音朝人群吼道：“有什么事情，我們辦公室里說。相信我，好不？”

龔富強1960年生，皮膚黧黑，原來是四川瀘州下邊一個村支書，之前當過兵，曾經是個團級干部，雖然迫于生活出來打工多年，但是在人群里那么一吼，氣場還是把許多人震懾住了。

結果，四川人首先放下工具，為首的幾個乖乖跟著老龔去了辦公室。安徽人這邊一個巴掌拍不響，也四散離去。錢興成這些年來沒少見過群體事件，但那次他真心佩服龔富強，“沒有他的話，不會這么順當。”

一河之隔本外界限仍難逾越

“在河這邊看著對岸嫁女兒，十幾輛車那么長的車隊，紅地毯也鋪了幾里，排場一個比一個大。”王芳萍也說不上眼紅，反倒慨嘆，最苦的時候已經過去了。

    接下來的4年，小路下村再沒發生過這么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聯誼會每月定期開一次會，討論內容因時而定。像今年年前一次會議的主題就是鼓勵會員回鄉多帶人來務工，平時會討論外來工公寓樓的分配以及兒童疫苗接種等問題，8月份的討論話題則是外來工子女上公校的需求。

貴州的胡永龍夫婦在小路下務工，大兒子讀三年級，今年想把小兒子送到幾村合用的公辦湖北小學讀書，通過聯誼會給錢興成遞了個紙條。寧波近兩年推行盡量安排民工子弟讀公校的舉措，按照余姚教育局統計，今年余姚3.8萬小學生中有1.9萬是外來工子弟，工業區學校的農民工子弟甚至達到2/3的比例。

“學位當然搶手，但我們本地人還是能走走關系，幫忙把孩子送進去。”錢興成說，每年通過聯誼會送來的條子很多，只能盡力去辦。

根據寧波市外來人口管理辦公室提供的數據，截至2010年8月，全市民政部共備案登記的社會融合組織已達2868個。雖然各地區的融合組織發展程度不一，但這種“外人治外”的自治模式，一定程度上消化、緩解了外地人和本地人交集地帶的一些社會矛盾，更重要的是，有助于當地婦聯、計生和就業服務等日常工作上令下達。小路下村今年決定將外來工會員擴展到600-900人左右。

南方都市報“中國農民工30年遷徙史”專題報道特邀專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崔傳義，在國務院農民工辦的一項課題研究中，專門探討了這個“農民工服務管理的寧波模式”，崔傳義認為，“在主動改善和推進以破除二元結構、融入城市為趨向的農民工服務管理工作，做出了示范性的嘗試。”

王芳萍對這些宏觀層面的解讀一無所知，她還是住在河畔那個十平米的小房，不過發生變化的是，由于在村里有了資歷，加上聯誼會理事的身份，現在她走到哪里，不論本地人還是外地人，都主動跟她打招呼。

隨著河這邊工廠的擴張，小路下村的農民工大軍也越來越壯大，河那邊的別墅和私家車越來越豪華。“在河這邊看著對岸嫁女兒，十幾輛車那么長的車隊，紅地毯也鋪了幾里，排場一個比一個大。”十幾年間打工者工資漲了十倍，而本地人財富的增長則遠不止這個數。王芳萍也說不上眼紅，反倒慨嘆，最苦的時候已經過去了。

“現在我走在街上，本地人都跟我們打招呼，沒覺得有什么區別。”王芳萍雖然這么說，但當她聽說高中學歷、20歲的女兒，談了一個余姚本地大學畢業的男朋友時，心里還是很忐忑。她看過那個男孩子的照片，生得端正帥氣，家里開的車也不差，她老對女兒說：“你說，這么好的一個本地人，沒缺鼻子沒缺啥，怎么會看上你呢！這是不是做夢呀！”

大事記

2003年

1月7日- 8日，中央農村工作會議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指出：必須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把解決好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堅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發揮城市對農村帶動作用，實現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

2月中旬，廣東省首先發生傳 染性非典型肺炎流行。隨后，廣西、山西、北京等地也陸續發生非典疫情。這一持續數月的疫情對農民工流動造成極大影響。

3月17日，任職廣州某公司的湖北青年孫志剛在前往 網吧的路上，因缺少暫住證，被警察送至“三無”人員收容站。次日，被送往一家收容人員救治站。在這里，孫志剛遭到工作人員以及其他收容人員的野 蠻 毆 打 ，于3月20日 死 去 。“孫志剛事件”經媒體報道后引起廣泛關注。

3月27日，國務院發出《關于全面推進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4月3日，全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電視電話會議舉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指出：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在全國范圍推開，這是深化農村改革、促進農村發展的一項重大決策。

6月18日，中國政府和泰國政府簽署協議，雙方將從今年10月1日起，實現蔬菜和水果產品貿易的零關稅。

6月20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簽署國務院第381號令，公布施行《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掇k法》共18條，包括對在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的原則、救助站設立和管理、為求助人員提供的救助內容、救助站工作人員的行為，以及違反者責任追究等，標志著我國對在城市流浪乞討人員的救助工作機制進一步完善。

7月11日，財政部與國家稅務總局聯合發出《關于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地區個人取得農業特產所得免征個人所得稅問題的通知》，決定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地區停止征收農業特產稅，改為征收農業稅后，對個體戶或個人取得的農業特產所得，按照有關規定，不再征收個人所得稅。

12月25日，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在京閉幕。會議系統總結了2003年農業和農村工作，全面部署了2004年農業和農村工作，著重研究了促進農民增收、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深化農村改革等問題。

整理：方軍

總策劃：曹軻莊慎之任天陽

總統籌：王鈞南香紅張蜀梅

學術支持：華中師范大學　中國農村研究院

出版合作：花城出版社

攝影統籌：王景春潘勁松

分組統籌：王海軍沈佩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