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教授稱美元衰落等四大變化構成世界亂象

日本《讀賣新聞》11月21日文章 題：美歐、亞洲、聯合國在變化 站在混亂世界的門口(作者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著名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

有一個詞叫“分水嶺”，詞典對它的闡釋是：水由這里分流并流向特定方向。如果是山土的分水嶺，那么水將以這里為界流向相反的兩個方向。

幾個世紀以來，這個詞也被用來形容特定的歷史和政治現象。跨過分水嶺意味著人類社會跨越一個大斷層，無可倒退地進入新時代。當然，除了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樣的大戰爭，否則同時代的人們幾乎都不會意識到他們已經邁入新時代。

筆者并不打算將焦點對準這樣突發的歷史性變革，而是更關心那種既看不見也無法預知，卻必然改變時代的各種力量是如何積蓄的。

時代巨變難以察覺

筆者本學期經常在耶魯大學的討論課上與8名學生談及關于“分水嶺”的話題。

我們首先讀了荷蘭歷史學家赫伊津哈的名著《中世紀的衰落》，該書主要關注的是西方中世紀最后幾百年的黑暗歲月。然后我們開始讀講述歐洲擴張初期 歷史的卡洛·奇波拉著作《槍炮、帆船和歐洲初期的向外擴張》以及埃蒙·達菲關于英國宗教改革的論著《圣壇的剝奪》。我們發現這三本著作論述的都是歷史上的 “大分水嶺時代”。

生活在1480年的人們不可能知道，50年后的 1530年將誕生新的民族國家，基督教會將發生分裂；也不會知道歐洲人將進入亞洲和美洲大陸，以及谷登堡印刷革命將改變世界等。亦或是，1750年的英國居民如果看到50年后蒸汽機普及的情形，也必定會瞠目結舌。

還有在更短的時間內發生時代巨變的例子。比如從 1919年到 1939年。到20 世紀30年代初，民主主義日漸式微，世界經濟開始衰退。但誰也沒預料到，這最終引發了戰爭和大屠殺。

英國劍橋大學著名外交史學者扎拉·斯坦納博士曾這樣問道：“一戰后站在二戰門口的人們會意識到，又將陷入一場世界大戰嗎？”

極少數人對這一趨勢有所覺察。但大多數人都是直到現實來到眼前，才發現世界已經進入了新時代。這就是答案。那么，現在的情形又是怎樣的呢？

當前，信息技術革命方興未艾。很多媒體人和技術專家都對移動電話、移動終端以及它們對傳統權威和新解放運動帶來的沖擊歡欣鼓舞。整個中東地區發生的一切就是最突出的例證。

不過有一個疑問。那些宣稱世界進入了嶄新時代的新技術預言家中有沒有人詳細了解過谷登堡的活字印刷術，或者是從 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初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通過廣播對美國國民發表的“爐邊談話”給世界帶來的沖擊？

每個時代都會出現令人眼花繚亂的技術革新。但象征人類社會接近或已經跨過歷史性的分水嶺的，是另一些變量，筆者更希望去關注它們。

四大變化構成亂象

首先是全球唯一、或者說是占絕對優勢的基礎貨幣——美元的衰落。

美元占全球外匯儲備85%以上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雖然統計數據還在劇烈浮動，但目前這個數字已接近60%。美元、歐元、人民幣將成為三大外匯儲備貨幣，英鎊、瑞士法郎和日元等也加進來湊熱鬧，這已不是無稽之談。

第二大變化是歐洲一體化的停滯和流于形式。

歐洲國家通過貿易和財政整合初步實現了一體化，并朝著政治統合目標進行認真且不可逆轉的努力。同時，實現這一夢想的各種機構——歐洲議會、歐盟委員會和歐洲法院——也已經具備。

不過令人悲哀的是，將這一夢想變為現實的關鍵——政治意愿卻發生了動搖。各國的財政政策差異過大，這與歐洲統一貨幣的理念相悖。比如要求德國和 希臘在建立“歐羅巴合眾國”問題上統一步調就不現實。不過，除了發行歐元債券或一而再、再而三地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之外，誰又能想出其他的好辦法呢。

第三大變化是在東亞和南亞幾乎整個區域內發生的大規模軍備競賽。

各國都在致力于發展遠洋海軍、新建軍事基地、采購更先進的戰機和試射射程更遠的導彈。盡管最受爭議的是中國的擴軍，但實際上日本、韓國、印尼、印度以及澳大利亞也緊隨其后。亞洲各國對于世界的未來到底在害怕什么呢？

第四大變化是，緩慢但確鑿的聯合國的衰弱，尤其是罹患重癥的安理會。

《聯合國憲章》在1945年二戰終結時賦予當時的五個大國常任理事國席位和否決權。憲章的起草者寄望于聯合國實現崇高理想，因此期待五大國協調合作。但東西方冷戰擊碎了這一夢想。蘇聯解體一度令該夢想還魂，但由于否決決權的濫用，協調合作如今再度縹緲如云霧。

這些變化構成的亂象象征著我們正邁入一個混亂的新世界。與此相比，那些為移動終端新產品發布而欣喜若狂的消費者難道不顯得有些愚昧嗎？

可以說，現在我們如同回到了剛擺脫中世紀、進入近代世界的初期，也就是公元1500年。那時，尚不知道將誕生“火槍”這樣一種武器的民眾，看到這種威力增強的最新型“長弓”，感到驚喜無比。我們應該更認真和深入地思考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