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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十年申遺路

●2001年，寧波舉辦首屆“海上絲路”文化周，從而開始了“海上絲綢之路”申遺之路。

●2006年12月，寧波和泉州作為海路部分，進入“絲綢之路中國段”申遺預備名錄。

●2009年，國家文物局將泉州、寧波、廣州、揚州、蓬萊等五城市納入“海上絲綢之路”捆綁申遺計劃。

●2011年，中國社科院與寧波市政府聯合在寧波博物館合作共建了“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中心，北海、廣州、漳州、泉州、寧波、揚州、蓬萊七城市又建立了中國“海上絲綢之路”七城市文化遺產研究、保護、利用和聯合申遺工作聯席會議機制。

“海上絲路”七城市文化遺產

精品聯展將于明年4月開展

寧波有六件寶貝參展

本報訊昨日，“海上絲綢之路”七城市文化遺產精品聯展新聞發布會在寧波召開。據悉，這一展覽的首展將于2012年4月在寧波博物館舉行。此后，將在北海、廣州、漳州、泉州、揚州、蓬萊六城市以及國內其他城市巡展，乃至赴境外巡展。這也是繼七城市簽署申遺《行動綱領》后跨出的第一步。

此次聯展將匯集七城市具有代表性的展品，展示璀璨奪目的海絲文明。展覽一共分為“登州：率先崛起的北方大港”、“北海：遙相呼應的南方門戶”、“揚州：盛世大唐的海絲奇葩”、“寧波：大運河與‘海絲’的匯聚”、“泉州：天方海客的東方樂園”、“廣州：延綿千年的南海明珠”、“漳州：明清時期的月港洋市”七個部分。

記者了解到，此次聯展中，寧波送展的展品有銅鉞、長沙窯褐綠彩奔鹿紋執壺、車馬神獸鏡、宋船復原模型、越窯荷葉盞托和越窯瓜棱執壺等珍品。 從這些展品中，我們能一窺寧波源遠流長的“海上絲路”文化。“寧波海上絲綢之路文化始于東漢，發展于唐代，鼎盛于五代、北宋和元。進入明清時代，雖然因為海禁使海上絲綢之路突然衰微，但就寧波而言，由于港口的特殊地位，其海上絲綢之路仍然得到了后續的發展。”寧波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林士民說，“這些展品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寧波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史。”

1、銅鉞

在2008年舉行的“海上絲綢之路與城市國際化”名家論壇上，國家旅游局絲綢之路總體規劃副組長喬然教授曾說：這件國寶級的文物是中國航海界最早的文物，也是人類最早的航海記錄，“它能代表寧波在絲綢之路上扮演過什么角色”。由此可見這件銅鉞的重要性。從照片上看，銅鉞狀似一把斧頭。重要的是它上面的紋飾。寧波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林士民告訴記者，有人曾提出，上面的紋飾是“羽人競渡”，乃“人劃船”。但在他看來，這是“風帆”。這個戰國時期的隨葬品，1976年出土于寧波鄞縣甲村鄭家埭。上面的紋飾形象地展示了“寧波地區先民已經向大海進軍了”。而更讓人稱奇的是，這也證實“2000多年前的越人已經使用帆船航行了”。

2、宋船復原模型

1978年—1979年，在寧波東門口的古代海運碼頭發現了一艘北宋時期的木船。“這條宋船與寧波、溫州的著名木船船型‘綠眉毛’相似。” 林士民說，最值得關注的是，“船上裝有用半圓木做成的減搖龍骨。”在國外，減搖龍骨最早出現于19世紀初，所以，寧波宋船表明中國運用減搖龍骨的時間“比國外約早700年”。林士民表示，這條古船的發現，不僅以實物印證了寧波造船業的發達，也證明了寧波在古代海上絲綢之路中的重要地位。

3、越窯荷葉盞托和越窯瓜棱執壺

以上林湖為代表的越窯青瓷，是中國瓷窯的開山鼻祖之一。至唐鼎盛時，環湖周圍120多處青瓷窯址終日爐火不斷。上林湖的中心窯場不僅大量生產貢瓷，還生產貿易陶瓷。因此，也有人認為古代寧波港堪稱“瓷器之都”。

這兩件瓷器都是1975年在和義路唐碼頭遺址出土的，“兩者都是秘色瓷，乃越窯青瓷中的上等品。”林士民介紹說，“當年，越窯青瓷從碼頭銷往亞洲各國。”而有些殘損的，就被留在了碼頭。“而今，它們成了寧波海絲文化的有力佐證。”

4、車馬神獸鏡

“車馬神獸鏡是奉化蕭王廟后竺村出土的，乃東漢時期貴族所用。”林士民說，鏡子背后的紋飾說明了當時交通發達、文化繁榮。受神獸鏡和車馬畫像鏡的影響，日本也出現了極富特色的三角緣神獸鏡。因此，此鏡不僅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三國時期的寧波已發展成為東吳沿海頗具規模的海內外貿易集散地，是吳地東渡日本的最佳出海口。

5、長沙窯褐綠彩奔鹿紋執壺

1973年至1977年，我市文物考古部門先后在寧波市區姚江南岸唐代海運碼頭遺址和羅城城門遺址中，發掘清理出一批晚唐的越窯青瓷和湖南長沙窯瓷器。在國內，長沙窯瓷器除揚州、寧波外，其他地區鮮有出土。這說明，唐代明州不單是越窯青瓷外銷的港口，也是長沙窯銷往海外的主要港口。記者梅薇

天一閣有三塊宋朝日本華僑送的刻石

在日本處處有寧波傳過去的文化痕跡

寧波海上絲綢之路對日本影響深遠

本報訊明州港在中日關系上的重要地位正在不斷得到國際學術界的重視——昨天在甬舉行的“海上絲綢之路與世界文明進程”學術論壇上，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韓昇如是說。

“宋朝政府曾指定寧波是通往日本、高麗的特定港口。明代的明州港，是中國與日本進行貿易往來的唯一合法的港口。這也注定了寧波的海上絲綢之路對日本、韓國影響深遠。這種影響并不僅僅在經濟方面，還包括文化、宗教等各個層面。”著名歷史學家、寧波大學龔纓晏教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對以上觀點進行了進一步的闡述，他表示，“這也是寧波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大特點。”

三塊刻石記載了宋朝明州港對日貿易

在天一閣尊經閣西邊的院墻上，從北至南依次排列著三塊刻石。三石形制粗陋，字跡大小、深淺不一，內容難以卒讀，一般不被人注意。但事實上， 這三塊“貌不驚人”的刻石可是大有來頭。昨天，寧波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林士民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透露，這三塊刻石是有關南宋明州港對日本交通貿易的刻石。 “它們是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三名居住日本的華僑在明州舍錢修砌‘禮拜路’，奉獻功德的刻石。”

這是寧波迄今為止所發現的宋代明州港最早的文物遺存，也是有關明州港對日本交通貿易歷史最早的文物遺存。

據林士民推斷，此三人乃華僑，“他們從僑居國日本出發來到祖國明州，不是歸鄉，而是營生。他們極有可能是‘水手’，也就是海員。”

南宋《寶慶四明志》有記載：明州“南通閩廣，東接倭人，北距高麗，商舶往來，物貨豐溢。”這說明，當時明州港的主要貿易對象為高麗國(今朝鮮半島)和日本國。

林士民尤其留意了刻石主人的居住地：日本國太宰府博多津。“博多津就是博多港，歷來是日本遣唐使的出發地，日本對外交通貿易的門戶。”

《宋史·日本國傳》、《宋會要·互市舶法》等史籍，曾多次記載日本國太宰府遣使致牒或委托海商致送禮物于明州官府的史實。“這批刻石的發現，從實物上印證了史籍所載兩國地方官府之間的交往和兩個姐妹港之間的密切關系。”林士民說。

日本文化中有不少寧波印記

在日本京者天龍寺妙智院藏著一幅明代繪畫《謙齋老師歸日域圖》。龔纓晏說，謙齋是日本僧人策彥周良的號，他曾作為節度使兩度來中國，都是在寧波登陸上岸的。

《謙齋老師歸日域圖》是策彥周良離開寧波啟程回國前，一批寧波文人贈予他的送別之作。畫上，寧波的城門與城墻依稀可見，江邊有四個大人和兩個小孩，對著站在船頭的策彥周良拱手作別。

這幅畫只是日本文化中的寧波印記之一，事實上，有日本，有不少受古代寧波文化影響的建筑舊址、遺址及著名歷史人物活動的史跡。

林士民向記者講了一件事。2003年，他曾隨市文物保護部門到日本“海外尋珍”。結果，在日本京都比睿山上，發現了幾株看上去非常高齡的茶樹，“其中一棵已經有1000多年的歷史了。”林士民查閱資料后推測，“茶樹籽就來自浙東，而且極有可能就來自寧波。”他的猜想很快得到了印證。日本的中國茶文化評論家工藤佳治隨后向他證實：寧波乃日本茶文化的源頭。

林士民還告訴記者，日本西部230余處遺址中出土了唐朝至北宋時期的越窯制品，其中有190余處出土了產自上林湖、東錢湖窯場的青瓷制品。“越窯制瓷技術是明州‘海上絲綢之路’先進科學技術向外傳播的重要標志。”

而在韓昇教授看來，最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遣唐使最澄，他于貞元二十年(804年)入明州，去天臺山留學。后歸國時，從明州帶去了一批經書文物，并在日本創建天臺宗，“這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表明寧波與日本等國的文化交流由此繁榮。”

韓昇昨天還透露，目前東京大學正在做一項寧波研究計劃，其中就提出，明州港是東海貿易圈的重要支點。記者梅薇

兩本“海上絲路”研究著作出版

本報訊在這次學術論壇上，還舉行了《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百年回顧》和《20世紀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集萃》兩部著作的首發儀式。 這兩本書是寧波博物館為了本次會議而特地委托寧波大學龔纓晏教授組織撰寫。《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百年回顧》第一次對20世紀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研究歷程進行了全面系統的回顧和總結，《20世紀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集萃》則精選100年來中國學者關于“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研究成果。這兩本書可以說是構成了一個相輔相成、互為補充的整體，比較全面地反映了20世紀中國學術界對“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全貌，并為今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礎。記者梅薇

36項我國成“非遺”最多的國家

據新華社電12月8日至10日在寧波舉行的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會議透露，目前，我國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項目總數已達36項，成為世界上入選“非遺”項目最多的國家。

文化部有關負責人介紹說，截至2011年11月底，我國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項目總數達36項，成為世界上入選項目最多的國家。這充分表明了國際社會對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肯定。

本次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會議由文化部主辦，浙江省文化廳和寧波市人民政府共同承辦，來自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文化行政部門有關負責人出席了會議。